在6月的波恩会谈中，各国政府在性别平等方面进展甚微，而有证据表明女性承受着沉重的气候负担。

在没有自来水的贫困家庭中，取水的责任通常落在妇女和女童身上。随着气候变化使水资源更加稀缺，他们不得不走得更远，花更多的时间取水，他们的福利受到影响。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的科学家在一项新的研究中量化了性别如何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体验，发现到2050年，气温升高和降雨模式变化可能意味着全球女性花在取水上的时间增加了30%。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解释了这如何导致更多的身体压力、心理困扰和时间损失，而这些时间本可以花在教育、休闲或就业上。

“即使当人们谈论性别气候影响时，也很少有人关注时间贫困以及它如何影响人们改善生活的能力，”卡尔告诉气候之家。

此外，该研究称，女性失去工作时间的代价会影响经济，预计到2050年，每个国家每年将达到数千至数亿美元。

卡尔指出，支持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研究的数据直到最近才出现，是将妇女福利问题与气候影响联系起来的宝贵工具，随着新数据集的出现，预计会有更多此类分析。

“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采取行动，并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实施像我们这样的研究结果，”他补充说。

为此，像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这样的研究必须在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政府办公室和谈判室引起共鸣，性别活动人士将2024年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预计各国将重申关键的全球倡议，以推进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行动，并在联合国谈判的官方代表团中改善性别平衡。

气候变化的性别影响

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在联合国气候进程中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了十多年之后，随着全球变暖的持续快速发展，更恶劣的天气和海平面上升仍然对妇女和性别多样化的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例如，由于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由于对农业和其他活动的影响，女性户主的农村家庭遭受了更高的收入损失。

在气候灾害期间和之后，童婚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比率有所增加。研究表明，干旱引起的流离失所与印度女性农场工人的子宫切除术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与此同时，照顾责任、缺乏资金、难以获得签证甚至联合国空间中的性骚扰等障碍持续存在，阻碍了妇女平等参与气候谈判。

然而，尽管紧迫性日益增加，各国政府在本月于波恩举行的联合国年中会议上就性别问题进行的谈判进展甚微。

代表们将于2024年6月3日在波恩气候大会上参加关于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性别行动计划以及未来在性别和气候变化方面开展工作的研讨会。（图片：IISD/ENB – Kiara Worth）

倡导者曾希望离开这个德国城市，为联合国的旗舰性别倡议提供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版本，即利马性别工作计划（LWP）。相反，讨论紧张而缓慢，使本应在2025年更新的利马性别工作计划将于11月在阿塞拜疆举行的COP29气候峰会上最终确定。

女性谈判代表人数没有增加

联合国妇女和性别选区性别工作组负责人克劳迪娅·卢比奥（Claudia Rubio）表示，利马性别工作计划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是什么禁止妇女和其他性别进入[联合国谈判]空间”。

但是，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EDO）全球政策高级负责人姆瓦纳哈米西·辛加诺（Mwanahamisi Singano）在波恩的一次研讨会上提醒代表们，“时间并不是弥合男女参与差距的神奇因素”，弥补这种差距的努力“在缔约方会议上停滞不前甚至后退”。

根据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女性在 COP28 政府代表团中仅占 34%，与 10 年前的比例相同。阿塞拜疆最初的COP29组委会（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匆忙加入女性）及其在波恩的谈判代表阵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联合国自己对男性和女性在谈判中的相对发言时间的分析表明，女性通常（尽管并非总是）发言较少，而技术和金融等主题的女性参与人数一直较低。

即使像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的妇女代表基金这样的项目也取得了进展，该基金已经资助了数百名妇女（主要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自2012年以来，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还开办了“夜校”，对女性进行技术语言和谈判技巧培训。

国家自主贡献中的性别问题

专家表示，在联合国谈判中增加决策者的性别多样性本身就很重要，但不一定能转化为更能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政策。他们指出，并非所有女性谈判代表都了解性别与气候的关系。

但是，根据妇女参与共同未来（WECF）的宣传和竞选官员丽贝卡·赫维尔曼斯（Rebecca Heuvelmans）的说法，建立一个促进对性别敏感的气候行动的国际框架也“促进了国家层面的政治意愿”。

代表们在2024年6月4日的波恩气候大会上听取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性别行动计划的讨论。（图片：IISD/ENB – Kiara Worth）

官方国家性别与气候变化联络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从2017年联合国气候谈判首次通过《性别行动计划》时的38个增加到今天的110个国家的140个。虽然这些联络员的确切作用取决于各国的需要，但倡导者表示，它们在推动国家性别优先事项的行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3个国家制定了国家性别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自2016年最早的承诺以来，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即NDC）中对性别的提及有所增加。根据联合国对这些计划的审查，现在大约有五分之四包括了与性别有关的信息。

在实践中，这包括将性别多样化纳入国家气候计划的制定，以及专门解决气候变化和性别交叉问题的立法。

例如，包括塞拉利昂和约旦在内的九个国家已承诺解决气候变化背景下日益严重的性别暴力问题。南苏丹承认，高温暴露和营养不良会增加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而科特迪瓦则认识到气候变化会增加孕妇和更年期妇女的风险。

尽管如此，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2023年的一份报告，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将获得性、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服务纳入其气候承诺，这表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明年，各国将提交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活动人士认为这是更深入地嵌入性别平等的重要机会，包括让妇女和女童参与其规划和实施，并收集按性别和性别分类的数据，以帮助制定政策。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在 COP29 之前，性别倡导者正在推动一项更强有力的工作计划，围绕交叉性使用新语言——承认性别与种族、阶级和土著等身份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以建立重叠的区别对待制度。

联合国人口基金气候行动技术负责人安吉拉·巴斯基耶里（Angela Baschieri）表示，联合国气候进程中的性别承诺必须更加雄心勃勃，并包括各国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可操作目标。

除了性别谈判本身之外，妇女和性别支持者还希望促进性别与其他工作领域的融合。

“无论你是在谈论绿色氢能、气候融资还是低碳交通，总会落在性别层面，”妇女参与共同未来国际的执行董事萨沙·加比森（Sascha Gabizon）说，这是一个致力于环境问题的女权主义团体网络。

“我们现在有太多证据表明，如果气候政策不能促进性别变革，它们就不会那么有效，”她补充道。

（黛西·克拉格（Daisy Clague）报道; 梅根·罗琳（Megan Rowling）编辑）

本文于2024年6月28日发布于气候之家新闻网站，作者黛西·克拉格（Daisy Clague），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进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