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同龄人在校园读书玩耍时，她成为全球青年反气候变化运动的领袖，奔赴欧洲组织活动，还乘坐据称零排放的帆船，横跨大西洋，来到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演讲台上演讲。

面对许多年龄比她大几轮的各国领导人，这个高中女孩大声疾呼：“你们用空话偷走了我的梦想和我的童年。”

质问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也让她迅速成名，成为环保明星。就在近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布前，她甚至成为博彩公司最看好的候选人。

抛给她的却不全是花环，还有臭鸡蛋。评论者两极分化——支持者视她为青年领袖、环保先锋，质疑者斥她为“戏精”“被政治操控的傀儡”。

有人吐槽她所谓的环保想法简单，缺乏具体的行动章程，有人不满她批评大人的面容“过于扭曲”；还有人愤愤不平：“那些环保志士在沙漠种了10年树，一个小姑娘不过动动嘴皮子，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她懂什么？”

甚至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说句，“她只是个被成年人利用的无知青年”“没有人向她解释，现代世界是复杂且不同的，生活在非洲和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想要生活在与瑞典同等财富水平之中，那应该怎么做呢？”

对她的批评无可厚非，却显得有些吹毛求疵。当媒体和看客热衷于将长枪短炮对准她时，无论是笑她、怒她、嘲她、捧她，这一切似乎都比关注她的“事业”——呼吁大家关注气候变化更有意思。

毕竟，气候变化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恐怕揪出任何一个人，都能长篇大论一番。

今年，野火席卷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森林，冰川和极地冰盖的融化速度超过了预期。斯坦福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加剧了较冷地区的富裕国家与世界较热地区的贫困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而越贫穷的国家越无力支付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所必需的费用。这意味着，如果不联手对抗，在同一艘大船上的富裕国家或贫困国家，都难逃气候的制裁。

道理谁都懂，但更为人熟知的政治话语是：“各国对抗温室效应之路依然充满艰难博弈。”现实很骨感。在2015年商议的《巴黎协定》中，富裕国家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捐款，预计在2020年之后，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并适应已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不过到目前为止，捐助国仅投入了103亿美元。

学者刘瑜曾谈及一个英式谚语用在这里很贴切—— “房间里的大象”，意指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讨论全球变暖这头“大象”需要勇气，因为许多人会选择逃避，但“大象”并不会因为不谈论而消失。

一年前，瑞典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森林大火，桑伯格强烈要求瑞典政府严格按照《巴黎协定》减少碳排。这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女孩决定正视这头大象。在每个星期五下午，她手举写着“为气候罢课”的硬纸板，独自坐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议会前抗议。

无论她是否真的有背后推手，这项由一个人开始的“星期五为未来”运动让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连许多气候、生物相关方面的科学家也参与其中。只是她成了其中最显眼的那个符号，正邪莫辨。

也许可以如采访过她的《大西洋月刊》记者罗宾孙·梅尔那样看待：“理解桑伯格的方式，就是不要把她看成圣人或恶魔，但要关注她的呼吁。她体现了青少年的道德立场。”

绝大多数世界领导人和议会议员都是中年男性，是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人物。在桑伯格看来，“年轻人非常关注的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通常不是那些政治家优先考虑的对象。”

在本次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超过66个国家给出了减排的承诺，在气候变化面前依然显得太过微弱。

但桑伯格的努力依然推动了不少改变。国际慈善家为气候事业基金进行募捐，截至今年8月，英国描绘气候问题的儿童书籍印量和销量翻倍。而在联合国演讲后，全球140万青少年也加入声援她的环保运动。

在环保运动领袖的外壳下，回到校园的她依然是个略带腼腆、坐在教室后排的高中女生。她舍不得丢掉磨得褪色的蓝色球鞋、喜欢抱着自己家的狗发呆。

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质疑后，她坦率地说：“由于我们还很年轻，所以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如此，就像一张白纸，没有那么多经验。但并不因为很多人都这么说，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