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纳克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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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4日|

随着石油和天然气被武器化，煤炭——通常取自更近的地区——成为亚洲政府为避免工业瘫痪和社会动荡而绝望的后备。

2024年8月14日，一家冶炼厂在印度尼西亚北马鹿鹿古哈马黑拉岛韦达湾的印度尼西亚韦达湾工业园（IWIP）拥有的采矿业中，燃烧煤炭以提炼镍时产生的烟雾。（照片由穆罕默德·福齐/努尔图片社提供）

莉迪·纳克皮尔是亚洲人民债务与发展运动（APMDD）的协调员。

中东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局势在全球能源市场引发震荡，迫使东南亚国家陷入危险境地。尽管该地区已做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重大承诺，但天然气供应中断的威胁和液化天然气价格飙升，正酝酿将眼前能源安全置于长期气候目标之上的危险动机。

当前危机不仅没有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顺利转型，反而增加了该地区可能依赖现有国内煤炭基础设施的风险，可能导致脱碳努力停滞多年。

随着冲突的扩大，全球能源格局正经历自2022年乌克兰入侵以来最剧烈的动荡。对于从越南到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来说，这场危机直接冲击了生活成本，也构成了对地区能源转型的系统性威胁。

当前能源架构的脆弱性本周被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在无人机袭击瘫痪全球顶级液化天然气出口枢纽卡塔尔的生产后，天然气价格在一天内飙升了50%，卡塔尔是全球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中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争议区，液化天然气中的“液体”已从“灵活桥梁燃料”转变为战略负担。

老煤电厂的新生命？

当重要的航道变成“禁区”时，东南亚国家被迫采取生存主义姿态。在石油和天然气武器化的环境中，煤炭——通常来自国内或邻国——成为各国政府避免因工业瘫痪和社会动荡面陷入绝望境地的后备。

尽管《巴黎协定》的最后期限临近，“债务-化石燃料陷阱”正迫使人们陷入虚假的二元对立：要么用煤炭维持电网稳定，要么冒着经济波动的风险追求碳减排目标。随着东盟地区燃煤发电在2024年和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最新市场冲击威胁着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老旧电厂的更新，实际上关闭了提前退出的窗口。

这种波动性的苦涩讽刺在于，它往往让那些从碳密集型现状中获益的参与者更加富裕。随着中东供应链的中断，美国化石燃料行业将煤炭出口定位为“安全”的替代品。

虽然欧洲已经转向华盛顿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但这对亚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解决方案。它只是用另一种地缘政治依赖方式作交换，使地方经济受遥远冲突和私人利益的价格摆布。

化石燃料本质上具有通胀性质，且与冲突密不可分。它们为入侵提供资本，也为地缘政治欺凌提供筹码。为了抵御这些系统性风险，东盟唯一可行的道路是加大对电气化和可再生能源的推进步伐。这一战略转向不再只是环境目标。这是财政生存的问题。

可再生能源作为对抗波动的对冲工具

随着风能和太阳能的平稳化能源成本（LCOE）的持续下降，这些技术成为对抗全球天然气市场波动性的结构性对冲。对东南亚来说，这一转变标志着从脆弱的集中式传统系统向远离外部冲击的去中心化模式转变。

4月28日至29日，哥伦比亚和荷兰政府将主办首届国际“公正转型”会议，旨在确定法律、经济和社会途径，加速实现公正、有序和公平的化石燃料转型。此次会议正值气候融资与通过电气化和可再生能源实现全球和平的关键节点。

展望圣玛尔塔会议，赌注从未如此重大。而这个场景象征意义再深远不过：圣玛尔塔，一个主要的煤炭出口港口，处理了哥伦比亚出口煤炭的50%以上，它生动地提醒着我们必须抛弃的旧能源系统。

然而，要超越这一遗产，光靠自愿承诺和象征性的举动不够，还需要做得更多。它要求摆脱将能源视为武器化商品的动荡老旧模式。我们需要对全球能源架构进行根本性的系统性改革。这意味着要超越市场驱动冲击带来的“无控”混乱，走向一个有意识、有资金支持的转型，优先考虑能源主权而非商品依赖。

真正的系统变革需要新的金融逻辑，使各国能够依靠本土风能和太阳能运行，而这些已经成为新一代发电最具成本效益的选择。通过将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波动脱钩，我们可以保护工人和前线社区，同时确保能源不再是用来资助冲突的货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