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泰奥·西维尔里尼

气候之家新闻网站

2026年9月2日

顶尖科学家表示，本世纪若要扭转气候变暖趋势，升温幅度必须控制在1.8摄氏度以内，但目前政府的气候政策已严重偏离这一目标。

2026年4月18日，一名示威者举着显示1.5℃升温限值的横幅，抗议者在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前游行，呼吁使用可再生能源。（照片：奥默·梅辛格/盖蒂图片社）

一群著名的气候科学家表示，各国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快减排步伐，并切实履行所有气候承诺，才能在本世纪末实现地球升温幅度重新回到1.5℃的目标，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度超出该目标的情况。

在一份旨在避免失去《巴黎协定》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新旗舰报告中，科学家指出，全球气温需控制在最多不超过工业革命前水平1.8℃，才能为世界“争取扭转局面的机会”。他们还表示，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计划在此努力中只能发挥有限作用，无法替代减排行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称，只有在乐观情景下——即各国政府将其国家自主贡献全面付诸实施，并实现更雄心勃勃的净零排放额外目标——才有可能重新回到1.5℃的温控目标。

然而，目前各国政府的实际政策与这一路径相去甚远。此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现，当前已落实并获得资金支持的减排措施，将使全球到2100年升温幅度达到约2.8℃。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与政策教授、该报告作者之一乔里·罗格尔表示，必须尽可能将气温峰值控制在最低水平，因为全球逆转变暖的速度存在极限。

他补充说，如果无法以可持续且公平的方式实施足够规模的二氧化碳清除措施，将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此外，植树造林或森林经营等措施在更高温度下效果也会减弱。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评论该报告时呼吁，1.5℃的温升过冲应“尽可能小幅且短暂”。他表示，这“需要超越当前雄心”，包括加快淘汰化石燃料、推进可再生能源革命、大幅减少甲烷污染，并保护陆地、森林和海洋。

他在一段视频致辞中敦促各国政府“必须超额完成国家气候计划、净零承诺以及更进一步的目标”“争取1.5℃的斗争，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之战。”

超调、峰值与回落

该报告发布近一年后，联合国首次承认全球变暖暂时超过1.5℃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应专注于将这一超调期缩短到最小且短暂。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告诉记者，1.5℃仍是关键目标，但“我们现在需要从上而下采取不同的方法”，同时加大适应变暖世界的努力。

“回归1.5℃尚不保证，”她补充道。“但限制超调的规模、持续时间和后果，同时保留气温回落的可能性，是保护弱势群体、减少损失并保障所有人未来生存的最佳选择。”

科学家在报告中警告说，超过1.5℃的升温不应被视为安全或可接受的。他们表示，超过该阈值的气候风险随着每升温一点点而加剧。报告描绘了预期气候影响的严峻图景：到2100年，冰川余量可能损失超过四分之一，若不有效适应，全球粮食产量到2050年可能下降多达14%。

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低洼沿海城市可能部分或完全被淹没，而受损的生态系统可能进一步加速气候变化。

为应对这些影响，报告强调适应措施与减排措施是相互强化的，必须共同推进，同时应对可能非线性且突然出现的新兴风险。

“这份报告是地球面临的‘十字路口’，”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小苏兰格尔·惠普斯表示，“它进一步揭示了一个已经到来的危险未来。若要继续保有一线生机，仅靠更大的雄心已不再足够——我们必须看到政治意愿和对气候安全未来的投资出现紧急且前所未有的提升。”

先减排，再去碳

作者呼吁采取三阶段措施来降低气温：当升温接近并超过1.5℃时，立即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大幅且迅速地削减排放，并紧急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在气温达到峰值时进入“应对与控制”阶段，重点实现净零排放并增强适应能力；最终进入“长期韧性”阶段，通过二氧化碳清除实现净负排放，并持续开展适应性建设，以应对气温逐步下降的过程。

英国气象局气候影响研究负责人理查德·贝茨表示，二氧化碳清除并非“免罪牌”，而应仅作为减排措施的补充，且减排本身仍需以“比以往更加紧迫”的态度推进。

批评者长期以来指出，二氧化碳清除技术存在过度承诺、实际成效不足的问题，并警告称，该技术已被化石燃料行业和一些产油国家利用，试图延缓清洁能源转型进程。

并非所有人都完全认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温升超调”报告。气候分析机构资深气候科学家比尔·黑尔表示，该报告“很好地描述了我们自己陷入的困境”，但“在向我们展示出路方面做得不够”。他认为，报告对淘汰化石燃料以及采取雄心勃勃的减排路径以降低排放的必要性阐述不足，这可能导致其“变成一种冷漠的呼吁，而非行动的号召”。

二氧化碳清除的“众多挑战”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的荣誉教授黛布拉·罗伯茨对记者表示，由于超过这一阈值后干预措施的可行性“存疑”，因此有必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约1.8℃以内，以使世界拥有“切实可行且有希望”的机会重返1.5℃的目标。

她补充说，碳清除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大规模实施项目对粮食和水资源安全的影响，以及新技术能否实现规模化应用、由谁承担费用等尚未解答的问题。

她说：“这将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决策环境中发生，其中风险和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且相互关联。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尽可能降低排放量，因为这能让我们以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争取重返1.5℃目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