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卸任美国能源部长后，朱棣文回到了斯坦福大学，继续从事他醉心的物理学研究。9月11日至13日召开的2017中美绿色能源高峰论坛将朱棣文吸引到了四川。

从加利福尼亚州飞到成都用了14个小时，而年近七旬的他在川行程密集：11日上午在论坛作题为《气候风险与清洁能源机会》的主旨报告，下午即率团访问四川大学，就碳捕获与利用（CCU）进行交流，又于当天晚上8点回到会场接受了媒体采访。

在谈及中美能源合作时，朱棣文表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和清洁技术应用市场，中美两国有很多合作机遇，而清洁能源将是一个重要领域。”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球能源转型中心，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占比不断增长，全球能源版图也在重塑。在朱棣文看来，这种能源转型的驱动力就是技术变革和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

“当前，化石能源仍然是世界各国的主要能耗来源，相较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获取成本低廉。”朱棣文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煤炭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再具有吸引力。”

不过，朱棣文也承认，任何能源利用形式都有缺憾，比如核电存在邻避效应；风电、太阳能的不稳定性、间歇性；水电涉及移民搬迁及环保问题等。“但人类需要能源，这是一个复杂的选择与平衡的过程。”

朱棣文认为，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下一步将要考虑的是怎样进一步降低成本。“未来大部分能源应来自于核能和非化石能源，尽管这将是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朱棣文坦言。

《巴黎协定》设定了量化的减排目标，即把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C以内。“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是个伪命题，并宣布退出该协定，不过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朱棣文坦言。

“尽管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是中美合作仍将继续前行，美国一些州长、大学科研人员以及商业领袖正在努力推动美国清洁能源与全球合作，他们是推动美国与全球能源合作的中坚力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会止步。”朱棣文态度明确。

朱棣文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谁争取到领导者，谁就会从中受益更多，并期待中国接棒。“我庆幸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任职，奥巴马总统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认为，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道义角度，应对气候变化都是无比正确的事情。”

采访过程中，朱棣文也透露了对燃油车尾气排放的担忧，并介绍了美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上取得的最新研究。“斯坦福大学正在研究流体电池，可能未来电动汽车通过流体电池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充电，提高效率、保护环境一举双得。”

据朱棣文解释，这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的流体电池，理想状态下充电5分钟就可行驶100—150英里。但他同时也表示，一些从科学角度看起来很有前景的储能电池技术，现在尚处于实验室阶段，还需要政策的扶植，距离商业化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挑战——可再生能源并网和传输问题，其中因涉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博弈而显得更加错综复杂。“我相信中国、美国都会寻找到适合各自的解决办法。”朱棣文如是说。

“中美两国现在能源需求不同，美国有各种不同的补贴，给煤炭的补贴比其他能源都要高。在这种情况下，能源结构的变化主要依托先进技术的推广进程，小布什政府通过建立能源交易体系将能源成本降低了1/4左右。中美两国在政策监管和投资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中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推广新技术、活跃投资以及注重长远规划。在美国能源部长任内，我十分支持碳捕集与封存研究和实践，注重核能和非化石能源技术推广，呼吁在能源发展过程中要切实减少碳排放，否则会损害到子孙后代的利益。”朱棣文直言。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清洁能源大国。据统计，中国每年在国内投资多达100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这一数字是美国对其国内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两倍，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年度投资的总合。

“我对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充满期待。”朱棣文强调，“中国清洁能源市场巨大，同时政府和企业也在竭力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这将给中美能源合作带来新的广阔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