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金融市场、国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国际和国内的碳市场、慈善事业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业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中国气候融资的供给来源。

“发展气候金融不仅符合我国自身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担当国际道义的具体表现。”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李高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气候融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上如是说。

《报告》对《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气候融资议题围绕发达国家如何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南南合作气候资金如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绿色金融行动如何展开等问题作了详尽阐释。

李高表示，《巴黎协定》在中美两国的推动下成为全球最快生效的协议，这充分说明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低碳转型是各国共同的意愿与目标。当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积极落实2020年、2030年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还要进一步制定2050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目标，要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做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推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投融资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李高表示。

据了解，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联合相关机构，开发了气候融资需求分析模型。从模型结果可以得出，要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的目标，资金需求对应三个阶段：一是早期投资阶段(2020年前)需要快速增加投资，预计每年资金需求增速超过4%，直到2020年逐渐增大到资金需求的峰值2.5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度GDP的1.79%。二是平稳投资阶段(2020-2030年)，资金需求相对稳定，每年的投资规模稳定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到2030年资金需求为2.5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8%。三是投资收益阶段(2030-2050年)，受益于早期持续投资的长期收益，该阶段资金需求将快速下降，到2050年资金需求降低为1.5万亿元人民币。

《报告》显示，当前中国气候融资的发展处于第一阶段，该阶段需要加快追加投资规模，直到达到中国GDP的1.8%左右，并在第二阶段维持投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采用保守的预测方式，2030年之后资金需求将显著下降，这是由于早期持续的投资将使得中国在2030年之后显著受益于低碳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带来的成本降低。

目前，中国气候融资供给保持增长态势。《报告》指出，中国气候资金来源包括发达国家公共资金，即发达国家公共资金通过多边金融机构、双边金融机构以赠款或优惠贷款的形式流入中国。国内财政资金发挥着重要作用，如CDM基金、政策性银行、社会保障基金等，通过政策激励、股权类投资等方式投入到国内气候适应和减缓的运用当中。此外，传统金融市场、国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国际和国内的碳市场、慈善事业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业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中国气候融资的供给来源。

“据估算，在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倩说。

数据显示，中国绿色金融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较大推进，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撬动了大量社会资本流入绿色低碳领域。2015年底，中国银行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8.08万亿元，其中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7.01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9.68%。截至2016年9月底，中国已发行绿色债券约1400亿元，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40%以上。保险领域正推动完善环境污染责任险，并积极创新其他绿色相关险种。此外，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已建立约90多只与绿色相关的基金。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日益受到重视，碳交易市场正在快速发展，各种绿色金融产品不断出现。气候变化为亚投行带来的投资机会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并与中国近年来大力推动的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理念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