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0日，中美两国政府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让全世界“大吃一惊”。不过在这之前，自拜登上任以来，“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就一直被两国的学者、政府官员和专家视为中美改善关系的主要领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流行语的目的是想唤起一种希望：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正在积极地共同做一些事情，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部分通常没有得到答案：如何定义“一些事情”和“共同”？中美两国应当更好地对公众界定这两个领域，以便让各自国家的公民更好地承担起责任。

随着2021年11月中美发表联合声明（拜登上任后的首次），两国政府愿意在哪些领域寻求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至少继续对话，终于得到了一些澄清。这份简短的文件将“合作”这个词重复了七次，仿佛是要让那些仅仅略读文件内容的人明白这一点。然而，约翰·克里和解振华几个月谈判的最终结果，仍然是一系列平淡无奇的协议，没有阐明具体细节，只有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比如，双方同意在低风险的（且基本上未经大规模验证的）碳捕集、碳利用、碳封存和直接空气捕集方面进行合作。

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潜在实质性进展是联合声明最后所写的，双方有意建立一个“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上月，解振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工作组的目的是使双边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化，让联合行动更加务实。解振华还提供了成立时间表，表示工作组计划明年上半年召开第一次会议，而且有可能允许来自两国的政府和非政府的专家参加。

但他依然没有真正回答未来一年中美合作的实际状况会是什么样子。在有些领域，人们感知到的或实际存在的政治风险已经超过合作带来的共同社会收益，而对于这些应当被划定出来的领域，双方目前缺乏共识。随即，某些技术方面的合作就被排除在了谈判之外，比如双方直接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产品；比如两国相互竞争的国际开发计划，或者是潜在的军民两用能力；比如能源储存和电动车技术。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些领域，在那里一致性可以带来富有成效的对话和协议，进而也有望制定出可行的计划。

● 一个关键领域是就碳排放和碳汇的构成达成共识。让人广泛了解国家碳排放及其节省的计算方法，加上更好的透明度和报告核查，会让两国在如何寻求创新解决方案方面有更坚实的基础。

● 第二个最关键的领域是两国承诺建立一个全球排放数据库，允许双方政府或约定的第三方对双方各自提交的数据进行监督核查。虽然第三方确实应当参与这一过程（拟议的工作组可以为此提供必要的论坛），但双方对此应当形成共识，同时要核查提交数据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这种透明化还可以更好地让两国公民问责自己的政府。

● 第三个最关键的方面是要认识到，气候合作和气候竞争从定义上讲并不相互排斥。这意味着，对一个国家施压要求其履行承诺，或认为其承诺不足，不应被完全视为对他国的不尊重。而更进一步的观点是，竞争特别是来自两国私营部门创新者的竞争，应被视为气候方面的绝对积极因素。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最佳实践教育，创造一个政策环境，允许在政治风险较低的领域实现这类净收益，则两国的地方和整个国家都会得到纯粹的好处。

一个可以建立低风险合作的重合领域，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宣布的新“蓝碳清单项目”。“蓝碳”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重视。根据NOAA的定义，它指的是利用全球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进行碳捕获。海草、红树林、盐沼和其他沿海生态系统能够以比全球森林系统更有效的速度吸收碳，这使得保护它们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之一。

在这方面，近年来双边和多边都有历史性合作的领域。事实上，与中国的科学合作已经纳入中国一些沿海地区的试点项目，国家制定了五年行动计划，因为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蓝碳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碳汇，需要予以保护和进行经济规划。是的，有证据表明蓝色碳汇正受到海底矿藏勘探与开采的严重破坏，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但也应该注意到，以往的合作让中方产生了潜在的新想法，或许是值得探索的，比如建立蓝碳渔业。

由于美国和中国都在开发各自的项目，以缓解本国境内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双方有必要在推动全球标准化的同时，分享测量技术和环境影响评估的最佳做法。约翰·克里和解振华提议的工作组是建立这些双边合作机制的潜在有益论坛，不仅是为了“蓝碳”，也是为了其他不那么敏感的合作领域，例如，中国参加了由美国、英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和法国新近牵头建立的“海洋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国际伙伴关系”，这将鼓励中国为海洋保护区开发新的修复方法，提升温室气体排放的精准性。

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任何国家之间的气候变化合作都不是一纸联合声明或联合宣言，而是通过政府机构以及NGO等第三方之间的对话，日复一日、鲜为人知、脚踏实地在幕后悄然进行。轰动一时、哗众取宠的头条往往让人忘了这一事实，因为新闻短片关注的往往是两国关系中更消极的东西，虽然也非常重要。就目前来说，很明显，双边关系的现状只允许两国在无争议的研究与技术方面进行有选择的合作。

作者：马特·杰拉奇（Matt Geraci），中美研究中心（ICAS）副研究员、海事项目主任，研究领域包括海洋研究、资源与环境、中美国际开发、中美贸易与经济等，获得巴克内尔大学东亚研究学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

来源: 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