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凡妮·陈  乔安娜·塞策尔

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网站^[1]

2026年2月26日

在这本导言由法律学者、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及执业律师撰写的新评论系列中，蒂凡妮·陈和乔安娜·塞策尔解释了为何企业气候诉讼和监管的下一阶段依赖于科学与法律之间更紧密的联系。

针对企业的气候诉讼兴起：既有回顾也有前瞻性的案件

过去五年，针对企业的气候诉讼案件迅速增多，尤其是针对那些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企业——即所谓的“碳排放大户”。这一趋势与鼓励或强制企业向净零排放转型的政策、法规、标准和指南数量的增长相吻合。

企业气候诉讼的主流形式也已发生变化。早期的案件多是追溯性的，旨在为过去排放造成的损害寻求赔偿。而近期的案件则更具前瞻性，要求企业使其当前和未来的运营与基于科学的减排路径保持一致。

气候漂绿和信息披露方面的主张往往处于这些方法的交叉点。追溯性的案例侧重于企业参与旨在诋毁气候科学的历史性虚假信息宣传活动，这可能阻碍或延缓旨在减少化石燃料生产和消费的国家和国际措施的出台。前瞻性的案例则涉及诸如未经证实的净零排放目标或碳中和主张之类的虚假信息，这些可能会妨碍未来的气候行动。在其他情况下，气候漂绿和信息披露方面的主张则集中在消费者保护或打击欺诈行为的努力上。

前瞻性企业气候诉讼进展缓慢

虽然一些气候漂绿案件已获成功，但具有前瞻性和回顾性的案件却颇具挑战性。在 2024 年被上诉推翻之前，“环境辩护”组织诉壳牌公司案是唯一一起在实质问题上获得法院判决的前瞻性诉讼案。法院认为，对于企业层面的减排路径缺乏科学共识，因此无法对单个企业所需的减排量设定法律标准。然而，法院的这一结论是否如实反映了当前有关行业和企业转型路径的科学认知，值得商榷。

2025 年 12 月，一家瑞士法院裁定，另一起备受瞩目的案件——阿斯马尼亚诉豪瑞案——可受理，从而得以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在这起案件中，四名印度尼西亚岛民起诉跨国建筑材料供应商豪瑞公司，要求其在 2030 年前将排放量至少减少 43%，在 2040 年前减少 69%，并赔偿过去和未来的损失。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前瞻性的针对企业的案件在法庭上审理，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引入对企业转型计划具有约束力的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特别是，迫切需要明确如何将政治承诺、科学发现以及诸如《巴黎协定》中 1.5 摄氏度的目标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转化为针对单个企业的具体、可执行的义务。

科学在定义法律义务中的作用

科学模型和减排路径支撑着气候政策，并勾勒出我们未来的各种可能版本。但这些模型并不能自动决定法律标准。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法律反映社会价值观——包括对何为危害以及如何确定责任的共同理解。有效的气候行动需要科学与法律之间持续互动，而非单向地将科学成果转化为法律规则。

在针对企业的前瞻性诉讼中，法院仍会收到综合评估模型，这些模型概述了企业为达到不同温度阈值（在不同置信水平下）所需遵循的路径。法官需要根据适用法律确定这些预测对企业的要求。同样，立法者和监管机构通过界定企业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应尽义务，将气候科学转化为法律界限。

企业气候问责需要跨学科方法

迄今为止，科学与气候诉讼之间的许多相互影响主要集中在气候归因科学方面，尤其是通过律师与气候科学家的合作。这项工作对于推进与损失、损害和因果责任相关的主张至关重要。

相比之下，尽管环境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对于企业责任、转型路径的可行性、分配影响以及气候监管的政治经济学等问题具有核心相关性，但与这些学科的系统性互动却少得多。这种不平衡存在重大风险，可能会限制法院和监管机构对评估企业气候义务所需证据基础和政策背景的理解。

^[1]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news/bridging-science-and-law-for-corporate-climate-accoun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