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们希望或需要，空间始终是唾手可得的，即使在今天，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恰如其分地指出的：“人类虽然不再有第二个密西西比河谷或第二个阿根廷可供支配，空地仍然不少，还有赤道森林、大草原，甚至极地和沙漠可供开发，现代技术还保留着许多惊人之举。”

真正的问题是：既然有地可占是个持续现象，为什么“地理环境”会同时起作用？问题在于共时性，国际经济诚然是个有效的因素，但它在十八世纪及之前仍很脆弱，不能认为它会单独造成如此普遍和如此强大的运动。

为了寻求这种相当一致的统一行动的原因，人们只能想象一个普遍的解释：气候的变化。今天，这个答案不会再惹学者们的讥笑。历史学家和气象学家近年的细致研究表明，世界的温度、气压和降雨量都不停地在发生波动。这些波动影响到树木、河流、冰川、海平面，影响到稻、麦、橄榄和葡萄的生长，影响到动物和人。

在十五至十八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生活的优劣。由此可见，气候突变对树木和人的打击简直伤筋动骨。在某些情况下，各地的气候会同时出现突变，尽管人们曾用种种假设来解释，但这些假设又陆续被抛弃。例如关于水的蒸发速度发生变化的说法。

在十四世纪，北半球气候普遍寒冷，冰川和极地浮冰向前移动。冬季更加严酷。人称“北欧海盗”的维京人进发美洲的通路被危险的冰块切断。十四世纪中叶的一名挪威神甫写道：“冰期已经到来，任何人不能沿旧航线航行而不冒生命危险”。气候剧变使诺曼底人中止在格陵兰的移民生活；在冻土中找回的最后几名幸存者的躯体，正是悲怆动人的见证。同样，路易十四时代（编按：1638年—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国王，在位时间长达72年，自称“太阳王”）正值“小冰川期”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了太阳王，无论欧洲的谷物区或亚洲的稻田和草原，南欧普罗旺斯的橄榄园，或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各国，都经历了七个世纪以来空前的寒冷气候，冰雪化冻极晚，秋季又来得过早，以致小麦来不及成熟。

在十七世纪，中国内地各省也像路易十三时代（编按：1601年—1643年，在位时法国波旁王朝与德意志哈布斯堡王朝爆发“三十年战争”争夺欧洲霸权）的法国那样，因多次气候反常导致旱灾和蝗灾，农民起义接连发生。这一切赋予物质生活波动更深一层的含义，并可能解释波动的共时性。如果世界生物史普及到人类的范围，这就意味着，早在欧洲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经济相互渗透之前，世界已取得了最初的整体性。

人们或许觉得这种气候解释殊属可笑，认为把天气牵扯进来无非是为了迎合古人的心意。古人往往喜欢用星象来解释世上一切事物的进程、个人或集体的命运、疾病等。任何气候都是个复杂的体系，它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只能根据不同地点、作物和季节通过不同的曲折途径而实现。在温和的西欧，如果把某些严重后果归诸气候恶劣，那就必须证明在这个人口最多、气候温和、以前是“西欧主要粮仓”的地区，气候确实变得恶劣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但在研究工作还很零碎的今天，不可能得出普遍的结论。我们对未来的答复且不抱成见，不妨承认人类天生脆弱，不足以抵御自然的威力。不论好坏，“年景”总是主宰着人。有谁能够否认，这种反复演奏的音乐旋律部分地反映着气候的可变历史？人们还摆脱不了大自然可怕的限制。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年）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引自《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文版。

文/（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译/顾良/施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