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 (Christiana Figueres) 2010年就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执行秘书时，许多人都认为达成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这位哥斯达黎加外交官却在别人纷纷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2015年12月12日，197 个国家签署了历史性的《巴黎协定》——承诺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让气温上升幅度低于1.5摄氏度。

离开联合国之后，菲格雷斯一直还是气候运动中最主要的女性声音之一，她参与共同创立了Global Optimism，这是一家致力于激励人们采取行动应对环境危机的组织。她也参与共同写作了《The Future We Choose》（马尼拉出版社，2020年）一书，这本书描绘了为度过气候危机我们必须创造的充满希望的新世界。

在这里，菲格雷斯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对气候运动来说至关重要，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各自的贡献。

“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受到了气候变化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那些国家的女性传统上承担着种植家庭所需粮食、收集柴火和获取用水的重任。粮食和水的供应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这导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干旱。在实践层面上，这意味着女性不得不前往更远的地方获取用水和柴火，这使得她们的一天变得更加漫长，而且必须离开孩子和家。由于气候变化，在发展中国家，妇女传统上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在气候危机中做出决策的地方的女性声音是如此之重要。目前，在决策位置上，思考气候变化因性别而带来的不同，做出更加包容性的决策的女性还不够多。

“当我2010年接任UNFCCC执行秘书时，我特别注意与像[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前全球高级性别顾问] 洛雷娜·阿圭勒 (Lorena Aguilar)、 [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等等这样的女性一起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气候危机对女性产生的不成比例的影响，以及女性在决策和解决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最终也被纳入了《巴黎协定》——我由衷地感谢所有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的女性。

“在联合国，我们也有改善代表性的具体举措，例如要求政府在谈判团队中必须包含女性。在我担任UNFCCC负责人的六年中，我看到了女性代表人数的增加，这是非常健康的。虽然离 50/50 还非常遥远，但是肯定比以前更好了。我也注意到，有很多女性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包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粮食生产等领域。

“能与从不同角度应对气候危机的女性合作，我感到很高兴——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艺术家、作家、政治领袖、工程师和谈判代表。很高兴看到女性参与到气候运动的各个不同部分之中去。拥有不同观点、集体智慧和领导对应对气候变化来说绝对是根本性的。这必须是关于激进的合作。

“通常家庭中是女性来决定买什么、买多少、吃什么，所以有很多行为都是受到女性影响的。如果女性能更多地意识到气候影响，她们就可以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避免那些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例如，开始减少红肉的摄入量，转而食用植物性蛋白就很重要。一项名为Count Us In的新倡议确定了16个步骤，可以帮助人们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个人碳足迹。

“这是关于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贡献。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单独去赢得这次战斗——这需要我们所有人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发挥自己的作用。”

根据对艾米丽·陈 (Emily Chan) 的讲述整理。

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和汤姆·李维特·卡纳克 (Tom Rivett-Carnac) 的《The Future We Choose》（马尼拉出版社，2020年）现在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