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马努埃莱·坎皮利奥 西蒙·迪茨 弗兰克·范曼斯

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网站

2026年5月7日

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显著结构性约束，尤其体现于清洁能源规模化部署的滞后性与现有化石燃料资产退出所引发的经济摩擦之间。本文在这一现实约束框架下，系统探究最优气候政策的设计逻辑，聚焦于“减排紧迫性”与“转型可行性及成本可承受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结构化动态模型，将温室气体减排过程显式刻画为资本跨部门再配置问题：即从高碳能源生产部门向清洁能源生产部门的系统性资本重置。模型的关键创新在于引入异质性污染资本假设——不同资产的单位产出排放强度因所依赖的燃料类型与技术路径而存在显著差异。作者基于详实的全球上市公司层面能源资产数据，对各类资本的排放强度分布进行实证校准，进而识别出位于排放分布右尾的“高排放尾部资产”（high-emission tail assets）。模型分析表明，相较于对所有化石燃料资产实施均质化、比例性削减，优先退役该高排放尾部资产可在同等经济成本下实现更大幅度的短期减排。

此外，模型明确纳入两类关键制度性约束：一是清洁资本扩张速率存在物理与制度上限；二是污染资本淘汰进程受沉没成本、合约义务及就业影响等现实因素制约。此类约束共同导致转型具有显著的“资本惯性”，从而内生性地限制了减排速度。本文依据近年来多国能源系统加速扩容及煤电资产提前退役的实际经验，对上述调整成本参数进行了稳健校准。

核心研究结论如下：尽管存在多重现实约束，最优气候政策仍要求转型进程具备“时间前置性”（front-loaded）与“节奏加速性”（accelerated tempo）。具体表现为：政策应推动短期内迅速削减高排放尾部资产存量，驱动排放曲线呈现陡峭下行；随后进入中期平稳过渡阶段，在保障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允许剩余中低排放化石资产自然折旧，同时持续扩大清洁资本供给能力。该路径兼顾环境有效性、经济效率与转型公正性，为兼顾雄心目标与实施可行性的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总体而言，该论文表明，认真对待转型约束会改变减排的实现方式，强调资本重新配置的构成和时机。然而，这些约束并不会推翻迅速脱碳的必要性。相反，它们表明了针对污染最严重的资产采取早期行动的重要性，以及采取行动缓解扩大清洁资本方面的瓶颈的重要性。

决策要点

• 即使考虑到转型速度的限制，全球迅速减排仍是最佳气候政策。未来十年全球排放量应减半。

• 早期淘汰污染最严重的资产（“污染尾部”）能够以低成本实现大幅减排，即便考虑到这样做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成本也是如此。

• 原则上，通过针对污染尾部的排放集中采取行动，可以实现有效的气候缓解。全球统一的碳税将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方式，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实现。在国际层面，其他有效的政策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资金和技术转移，以支持高排放资产的提前退役。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巴黎协定》下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以及煤炭转型工具。

• 在国家层面，旨在提前淘汰高污染资产的其他有效政策包括政府强制的淘汰时间表、反向拍卖、绩效标准和费返制度。

• 在低碳转型的清洁端消除瓶颈将加快减排速度。清洁资本扩张速度受到制造业产能、供应链、审批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减排速度，尤其是在高污染资产被淘汰之后。这凸显了制定相关政策以缓解这些限制的重要性，包括支持制造业产能、审批制度改革、电网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材料供应链。

这是作者们最初同名工作报告的更新版，该报告于 2022 年 12 月首次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