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内尔·班  雅各布·哈塞尔巴赫  马蒂亚斯·拉森

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网站

2026年6月10日

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凸显了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性。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只有在积极且雄心勃勃的国家领导下，这一绿色转型才能实现。

本文作者提出绿色经济规划作为各国制定雄心勃勃气候计划的框架。他们探讨了跨民主和威权背景下的绿色经济规划，比较了三个国家案例：法国战后整体经济非绿色规划;丹麦20世纪80年代的绿色部门规划;以及中国整体经济自1980年代起的绿色规划。

作者为资本主义下绿色经济规划提供了蓝图，证明其可行且多元。他们认为绿色规划需要在分权与中央协调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在规划机构的自主性、市场纪律和政治合法性之间取得平衡。作者称这种平衡为“定向纠缠”，该术语涵盖了国家产生投资、资本约束以及与市场参与者有效协作的能力。

决策者的关键见解

• 国有制在脱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法国、丹麦和中国，国有企业一直是绿色规划行动的中坚力量。如今，国有能源、金融和矿业资产大片区域可以吸引并约束私营部门参与绿色规划，为抵制绿色转型的私营企业带来了重大机会成本。
• 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在支持供需双方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在法国的核能工业、丹麦的风能以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领域都能看到。没有这种杠杆，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力量来推动行业转型，使脱碳容易受到高排放行业及其企业的阻碍。
• 虽然混合公私模式可以加速初期转型，但长期可持续性需要国家更深层次的协调。私营金融机构受短期回报驱动，无法大规模自主地将资本从高碳部门转向低碳领域。只有国家——通过公共银行、信贷指导和绿色货币政策——才能在实现绿色转型所需的规模上强制资源重新配置。
• 新的绿色规划基础设施必须通过集中决策和在气候、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间的一致性，积极重塑市场。然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配合能够根据变化环境动态调整的治理机制。
• 各国应为私营企业和国有实体共同制定方向，确保私营部门的商业激励与规划体系设定的机会和限制相符，并由国家自身资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