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当地时间15日13时55分，一场约四个小时的闭幕式，在各方发言里的“固执己见”和“相互道谢”中结束。

COP25主席兼智利环境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一边敲下锤子，通过一项又一项决议，一边走着流程让想发言的代表说话，有一两次她出现了口误即马上跟各位代表抱歉道：“因为我也实在太累了。”

如此消耗精力却没能让大会产出让人振奋的成果：通过了涵盖《智利-马德里气候行动时刻》(Chile Madrid Time for Action)和碳市场问题在内的“一揽子”决议。在本次谈判备受关注的《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问题上，各方未能取得共识，并决定在2020年对此问题继续进行审议。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市场机制未能达成的原因主要是如何落实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是从1992年以来所有国际环境及气候谈判的焦点，资金问题是落实CBDR的核心，CBDR仅是原则，但落实到资金是具有约束力的“真金白银”，各国都会本着各自利益坚守“底线”，灵活性有限。

那么，市场机制在明年气候大会上能否取得实质进展？王毅称，在多边机制下，明年达成可操作的“最大公约数”也不易，这里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也有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有所增强的影响，“这些都是明年的不确定因素。”

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认为，2019年是全球遭遇前所未有气候变化影响的一年，而本次大会难产的成果与气候变化迅猛的影响相比显得苍白。

“大会最终的决议没有反映出科学要求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没有回应正在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的诉求，更没有保证《巴黎协定》的环境完整性，全球气候行动的整体形势正在面临严峻挑战。”詹妮弗·摩根说。

尽管如此，马德里气候大会的最终决议对提升气候行动力度的呼声仍有所回应：各国需要在2020年付出更多努力，加强各自气候行动。

“提高力度是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要求，但并非具有强制约束力。”王毅说，谈判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应该首先明确长期目标是什么，这是进一步明确责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率先大幅度提高力度；发展中国家则应在达标路径、达标内涵的变化、达标与资金技术的结合等方面表现出灵活性，以期实现更广泛领域的“提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