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斯沃思·亨廷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历史研究开山人之一，他对人类文明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深切关注和思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在西方学界逐渐成熟并走向兴盛的环境史研究。亨廷顿将气候视为塑造人类文明格局的主要环境因素，用详实丰富的文字史料、考古史料以及实地调查资料，构建了世界主要文明区的形成、主要族群的文明发展等全球史视野内的重大问题，与地理环境变化的联系。

这一宏大的“人地关系”研究视角，后来的研究者加以细化和深化，用其他各种地理环境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壤、农作物、渔业及矿业资源，甚至疾病传播等）的分布和变化，来解释人类文明史或区域史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而形成了近现代历史学一个颇有特色的分支——环境史。

亨廷顿是一个多产的地理学者，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气候脉动说”，他试图用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和气候带的移动来解释人类活动与文明兴衰的更替，这是一个既有实证基础又富有想象力的创新思想。他的代表作《文明与气候》出版于1915年，集中呈现了上述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格局的关怀和研判，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在今天的西方地理和环境历史学界，仍被视为代表20世纪上半期人地关系研究思想的经典著作之一。

在解释世界历史文明进程时，《文明与气候》一书将“气候”视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这是当时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典型体现。在解释气候能量与文明分布地图时，作者直言，强大的种族近世以来位处气候能量高的地区，因此得以强大，并能够统治和殖民其他气候能量低的地区，弱小种族地区之所以文明程度低，是因为其所处地区气候能量较低，但强大种族的存在和介入，将使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得到提升。这一观点尽管有比较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作为证据，但由于作者对人种素质差异先入为主的研判，难免显得有些机械和牵强。这种认知上的种族主义倾向，从作者在解析气候区能量高低时，主要专注于西方殖民活动兴起的近代时期，而忽略了古代文明中心演变的历史连贯性可以得到体现。

按照作者的逻辑，古代巴比伦、埃及等古代文明区曾经繁荣于气候适宜的时期，后来的衰落与气候带移动有关。那么如果气候带继续变化，今天的文明格局是否还要变动？今天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地图是否就要重画？这样看来，所谓种族遗传性的优劣又与文明格局的演变有多大关系呢？但作者行文中不时强调人种的遗传性差异，似乎其与文明程度的高低有直接关系，而在实际论证中，又将气候能量作为影响文明区程度的最重要变量，二者是有内在矛盾的。对此，作者本人也意识到所采资料并不能构成直接的证据链，在论述过程中时而表露出迟疑的态度。

在对待热带地区的文明落后和黑人族群的较低文明程度时，作者的种族主义思想更为明显。例如，作者将热带地区的土著描述围殴“思维迟钝、行动迟缓”，不仅非洲黑人、南美印第安人、东印度群岛居民如此，印度南部和马来半岛的居民也是这样。而这些地区正是在作者看来极其需要通过与白人接触来提升其文明程度的地方。作者这一思想建立在“白人优越论”的基础上，而且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对热带认知的一部分，当时的热带成为“全球南部”“第三世界”的代名词，被塑造成有待在殖民者帮助喜爱实现现代化的区域性符号。

总之，《文明与气候》一书具有西方殖民主义盛行时期的思想烙印，而这种思想使得本书论述出现一些内在结构的矛盾，最终影响了其观点的说服力。但我们今天从人地关系角度去理解其宏观世界文明史解释视野和实证方法，也可以更深刻地获知工业文明时期的地理学者和历史学者，是如何理解世界文明与发展格局的。

全球文明格局如何发展与演变，这是一个永远具有挑战性的主题。本书从环境历史的角度所作的有益思考，代表了整整一个世纪前那个时代的学者对全球环境与文明的前沿性思考，以及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才是该书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访问学者；本文为《气候与文明》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出版）译后记，刊发时文字略有删节，标题为本版编辑所拟。图片选自美国使馆文化处编译《美国地理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