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报 记者:吴小雁
13天的谈判磋商,190多个发展阶段各异、国情千差万别的国家诉求,连续40多个小时的争锋博弈,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果,终于在当地时间2014年12月14日凌晨落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会议及京都议定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在延期33个小时后闭幕。当大会主席、秘鲁环境部部长普尔加落下最后一槌,宣布利马气候大会闭幕时,人们才忽然发现,利马这座世界著名的“无雨之都”不知何时竟飘下缠缠绵绵的雨丝。
如果把20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怅然回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重复了十多次的场景,竟又出现在眼前。在这场艰苦的博弈中,每年发生变化的是不同的国家轮流坐庄,不变的却是重复的争吵、艰难的平衡。虽说参会者岁岁年年人不同,但争论不休却年年岁岁花相似。
如果把20年作为一个历史舞台,大幕开启,我们豪情万丈,尽可以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20年联合国气候大会收获的绝不是一声叹息,更不是零和博弈。最为深入人心的评价应该是———20年斗转星移凝聚的是全球共识,20年日光月华见证的是中国担当。
全球共识
【诺亚方舟】圣经中记述了诺亚方舟的故事。那是一艘根据上帝的旨意而建造的大船,建造的目的是为了让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带上方舟的各种生物能够躲避一场大洪水灾难。当方舟建造完成时,洪水如期而至,地球遭到灭顶之灾,唯有方舟里的生命得以幸存。
进入21世纪,有位法国建筑师设计了一艘“海上诺亚方舟”,它犹如一朵巨大的百合花盛开在海面上,可同时供5万人居住避险。或许当初旁观者会认为此举荒唐,但英国《卫报》的资深记者保罗·布朗的观点却暗合法国建筑师的未雨绸缪。布朗是一位关注气候变化多年的环境记者,积累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他在中国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言说:“如果平均气温再上升2摄氏度,那么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将被海水淹没。”布朗的话并非耸人听闻,按照目前多数科学家认可的推算方法,全球平均温度将在2050年上升2摄氏度。也就是说,再过30多年,世界或面临着“泡汤”。
如果说学者的数据推演令人将信将疑,那么眼见为实的也足以令人步步惊心。海明威1936年发表了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地产商王石受山与雪的诱惑,2002年费尽千辛万苦攀上乞力马扎罗之巅。结果大失所望,眼前是一片寸雪皆无的光秃秃的岩石。王石最近几年连续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他要在中国代表团所设的“中国角”不厌其烦地向来自各国的代表讲述那次令人失望的攀登。
“全球变暖”似乎成为气候变化的代名词,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万恶之源。但事实上,全球变暖只是第一步,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绝不是冬天暖、夏天热这样简单。当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被风暴和泛滥的洪水、恐怖的海啸袭击时,另一些地方却遭受着严重干旱的威胁。旱情的加剧,供水量的萎缩,将致使全球的粮食生产和供给告急。全球气温的上升必然导致荒漠化、森林退化、海洋变暖,物种无法适应气候而加速灭绝的步伐。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把天捅出了个大窟窿,导致紫外线与人们过分亲近,于是罹患皮肤癌几率大大提高。当这一连串令人恐怖的画面一一呈现在人类面前,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政治动荡、生态系统崩溃,或许一场水危机将会导致一场世界大战。
几年前,谈论气候变化的是科学家,再后来,好莱坞的艺术工作者也加入其中,气候灾难片成了热门题材。巧合的是,当时光走进2014年的冬季,前来参加气候大会的代表们行走在利马街头,不时可以看见美国电影《星际穿越》的海报。这部预言人类“坏未来”的科幻影片,讲述了气候变化导致人类不得不放弃地球的故事。
为了让决策者和一般公众更好地理解气候问题,分享相关科研成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于1988年成立了气候变化政府间会议(IPCC)。IPCC在1990年发布了第一份评估报告。经过数百名顶尖科学家的评议,该报告确定了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它对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在解读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时说,这份五六千页的报告,给出了几条最重要的信息:从总体上来讲强化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从科学上进一步确认了人为造成近期的气候变化的确定性;从结论来讲,把路径也说的比以前更加清楚了。
忧心忡忡的人类逐渐认识到,用政治手段遏制碳排放,从而解决气候问题,恐怕是目前最有效的措施。终于在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上述目标,《公约》确立了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二是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三是各缔约国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测、防止和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四是尊重各缔约方的可持续发展权;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
如今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了《公约》,这些国家被称为《公约》缔约方。《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每年将举行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简称为联合国气候大会。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于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
1997年12月,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本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年~2012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召开第13次缔约方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告诉记者,在这次大会上,他首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次大会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确立了‘巴厘路线图’,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 他说,“巴厘路线图”建立了双轨谈判机制,即以《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为主进行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按照“双轨制”要求,一方面,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执行其规定,承诺2012年以后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则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措施。
缔约方第15次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许多国家首脑一起参加会议。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相关官员参与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如果说哥本哈根大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主要是由《哥本哈根协议》体现出来的。根据《京都议定书》,只有发达国家执行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而根据“巴厘路线图”和《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将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谈判制定一个全球各国共同采取行动的全新的体制。
201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了缔约方第17次会议,“德班平台”的建立使这次大会同样具有特别意义。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对于绿色气候基金,大会确定基金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并要求董事会尽快使基金可操作化。
2015年12月将在法国巴黎举行缔约方第21次会议,这又将是一次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会议。但愿这个浪漫之都真的能为以往的缔约方会议画一个浪漫的句号,进而开创一个光明的未来。
天堂潮起潮落,人间舟来舟往,我们实在无暇顾及诺亚的前世今生,因为现代版的灭顶之灾或许就在眼前,现代版的方舟故事已让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
责任博弈
【第十二夜】《第十二夜》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创作的代表作。作品以抒情的笔调,浪漫喜剧的形式,讴歌了对爱情和友谊的美好理想,表现了生活之美、爱情之美。莎翁的这出喜剧调和了冲突,瓦解了悖论,有效填充了命运的缺憾,使每个剧中人都幸福圆满,上演了皆大欢喜的结局,让人们心中对“善与美”的向往变成现实。
联合国气候大会一般会期12天,可惜,第12天的夜晚却从没有像莎翁喜剧那样美妙。媒体报道曾有过这样的标题:没有不“拖堂”的气候大会。最近一次的利马会议,原定于2014年12月12日结束,而“拖堂”了16个小时之后,在近200个国家代表团中,仍有超过80个国家代表团不同意协议方案。待13日凌晨大会主席一锤定音时,已拖堂33个小时。
“今年你们记者如果采访利马会议,订返程机票要留有余地。会议通知是12月12日结束,一定要订13日甚至14日返程机票才行。”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利马大会前就给参会记者敲了警钟。这绝对是经验之谈。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巴厘、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华沙……最近这些年的气候大会果真从未准点结束过。每次“第12夜”现场记者都被熬得“清汤挂面”躺倒一片。其辛苦不在话下,其郁闷更是实难忍受。其中最不给气候大会长脸的莫过于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大会主席说,本次大会所动员的政治意愿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参会了。大会主席没好意思说的是,本次大会是吵架第一的典范,同样空前绝后。
说起哥本哈根,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2015年元旦假日过后,在办公室讲起5年前这段往事,恍如昨日:那是2009年12月15日,按照当天的预定会议日程,要在晚上9点召开履行公约义务谈判小组的谈判会议,听取履行公约义务谈判小组主席关于公约下各议题一揽子协议草案的报告。但就在会议将要开始的时候,美国代表走到主席台上,拍桌子指责谈判主席,表达其对主席文件草案的强烈不满。之后,谈判组主席与主要集团和国家代表紧急磋商。这一磋商,就持续了8个多小时。一直到凌晨5点,会议才重新开始。
有报道如实记录下气候大会“第12夜”的场景。会议进行到18日晚上7点,大会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召开本次缔约方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相关决定草案。这个协议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的诉求。大会主席意欲强行通过协议的做法触犯了众怒,台下很多国家代表马上大力敲桌子表示抗议。一时间,偌大的会场,“嘭嘭嘭”的声音响成一片。
在安徒生的故里,这座童话之都如今没有童话。哥本哈根会议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喧哗和躁动,更是一场利益与责任博弈的真实写照。哥本哈根会议并不是孤例。解振华讲起2011年德班会议的故事,你依然会感到鲜活依旧,历历在目。
中新社2011年12月11日发了一篇题为《解振华德班质问“搅局者”:无资格给我讲道理》的报道,至今在网上都可以查阅到。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发火了!在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刻,面对发达国家的不断“搅局”,解振华质问道,“我们不是看你说什么,我们要看你做什么。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并没有兑现承诺,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解振华挥动着手,提高了声音,“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解振华话音未落,午夜时分的德班国际会议中心,掌声雷动。几个小时后,德班气候大会宣布闭幕。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绿色气候基金等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切的议题上,解振华说,“取得了我们满意的结果。”
气候谈判难谈拢,说到底是四个字:国家利益。减少碳排放量势必影响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减排意味着不仅给气候降温而且会给本国经济降温。每个国家都要锱铢必较,无非是为争取最大利益。一些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平衡反映减排、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要素。各方贡献也应包括这些内容,毕竟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代表每次都会一如既往地撂下一句意思相近的狠话:“不会牺牲经济增长和与贫困作斗争的努力,去争取达成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成功。”
我们不难发现,20年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强压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合理国际义务的图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谈判桌上,面对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只用真诚和善良去参与,可能永远不会获得所期待的结果。“自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显然是发达国家的首脑;而中国也在发展中国家中,有着类似地位。”日本著名时事杂志《外交家》如是称。利马会议的最后两天,争论的焦点并不新鲜。中国坚决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谴责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承诺并坚持认为,在减排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力不同,责任也不同”。美国人则挑头叫板:“到底哪个国家应该承担减排的最大责任?”
欧美等国家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在2013年就已经是全球第一,甚至超过欧美排放量的总和,最应该加大减排力度;中方则坚持“历史总量”的观点,认为这么多年来整体“累积排放量”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了70%,应该承担最大的减排义务。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司长苏伟说,现在有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分出来,说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应承担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这是一个无理要求。我们现在还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是一天仅1.5个美金的实际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副司长李高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说过一句话,中国不是乍得,暗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确实不是乍得,但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欧盟。从人均历史累积的排放,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看,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及对目前气候变化的贡献,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认同,是谈判中最为艰苦的部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透露。美方认为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该“与时俱进”,这条20年前订下的规矩,已经不符合现实。而中方坚定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减排责任应有区分。另一个计算方式的分歧体现在“人均”。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大约在六七吨左右,而欧洲国家,人均排放量最高时曾达到十几吨。欧美等国家理当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所有的争论本不该是为了论个高低,而是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为了全人类。这本来是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然而大道理却常常被小道理搅局,令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马拉松式的谈判总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利益之间角逐,这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万般无奈。他只能再一次呼吁各国政府致力于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气候协议,为在本世纪末将地球的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贡献应尽的力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只有期盼,没有答案。
期待共赢
【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的概念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泛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法则。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赢家通吃的两极分化现象。
在气候谈判的博弈中,马太效应的阴影似乎总是若隐若现。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面对美国谈判代表的无理要求,解振华曾拍了桌子。解振华说,发达国家人均GDP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倍,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在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面临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什么非要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减排指标?他说,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是锦上添花,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发展排放,有些国家的排放则是生存排放。中国既有发展排放,也有生存排放,另外还有24%是为了别人,主要是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而排放。“如果要讲公平,就应该按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来规定各国的减排义务,而不是光看排放总量。”
据巢清尘介绍,最早的气候观测是从1850年开始,当时国际上只有一个研究机构做出了研究结果,但可信度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IPCC报告里主要用的是过去130年的数据,因为它强调采用多种研究结果共同给出的一致数据,我们正确理解观测到的气候变化的基本时间点,应从1880年开始。
不争的事实是,这一气候观测的起始点,正是西方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的时候。西方工业革命进程已经几百年了,现在世界上累积的碳排放八成都是发达国家“贡献的”,凭啥就不能贡献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数据显示,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77%。英国一家风险评估公司2009年年底公布的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指数显示,从年人均排放二氧化碳看,美国为19.58吨,澳大利亚为20.58吨,而中国为4.6吨,不及他们1/4;从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量看,英美人均1100吨,而中国人均66吨,只是英美等国的1/20。
此外,对于目前新兴经济体的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也应承担一定的“转移排放”责任。当西方工业文明用坚船利炮征服世界的时候,农业文明国家还在刀耕火种,发达国家不能不认账,更不能不负责任。拿工业发展的红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既是救赎自己,也是救赎地球。难道真的要如马太福音所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时至今日,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已经持续了整整20年,《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也已持续了10年。令各方都满意的一致意见越来越难达成,谈判进程越发艰辛。联合国早已意识到了这是一场永难调和的持久战,于是气候大会上“妥协”这个词越来越被人关注。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秘鲁利马气候大会上的发言,是这句格言的最好注脚,为许多国家的代表所认同。在中国代表团“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主题边会上,解振华一番话切中要害:气候谈判要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各国的核心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实现合作共赢。如果追求零和,一方或一个集团完全胜利,另一方或另一个集团完全不满意,这个多边机制就是失败的。
在利马会议前的一次记者培训会上,有位专家说得好,如果只是各国自己干自己的,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国际协议。国际合作的概念非常重要,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协议,不仅促进各国要比原来做得更好,而且通过这样一种国际机制的安排,来提供一种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支持发展中国家做得越多,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效果的贡献就会越大。
事实上,越来越多数据显示,减排与经济增长并不冲突。全球清洁能源产业近几年一直在加速发展。丹麦已提出要在2050年实现全国100%使用清洁能源,预计成本仅为每人每年20欧元。中国开发清洁能源的速度超越了许多发达国家,相关中国企业通过风力发电设备、光伏面板出口以及在其他国家修建清洁能源设施,创造了大量经济效益。在美国,虽然政府在减排方面动作迟缓,但私营企业的相关投资却在增长。引领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特斯拉汽车公司近期就宣布,将兴建一个完全使用清洁能源运行的超级电池工厂,有望创造6500个工作职位。这些都说明,推动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大多还不够完善,这对发达国家来说其实意味着很好的投资机会,比如电力设施,如果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新技术进行能效升级,不但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的相关企业也能从庞大的电力需求中获得不错的投资回报。但前提仍然是政府间能否抛开短期利益冲突,达成共识,创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才能实现真正双赢的局面。
零和博弈是指在竞争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参与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必须抛弃相互制约的零和博弈心态,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共同推动减排行动才会收到实效。缔约方任何单方面的努力,对整个气候变化正能量的影响都是徒劳的。而赢家通吃的博弈,也注定只能收获没有赢家的结局。越来越多的人持有这样的共识,也许是联合国气候大会坚持年年一聚,虽然吵吵闹闹而又棒打不散的内生动力。
凝聚全球共识 见证中国担当
——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周年回眸(下篇)
新闻正文
每天早晨8点,晨会准时召开,听取头一天的工作总结、安排调整当天的工作计划。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利马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必修课。尽管会议室有几十把椅子,却仍然常常有人只能站立听会。尤其是没有空调的简易大棚内,闷热程度与交流谈判细节的热烈程度绝对是相得益彰。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是多年参与气候谈判的元老。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禁感慨:20年前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大会和谈判的人,不过三五个,一间办公室、几张办公桌。现在的中国代表团已有百十号人了。当时的年轻人如今已是满头青丝熬成白发,后来者也已从年轻走向成熟。
有此感慨的不止高风一人。在参与气候大会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无论是年长者还是年轻后生,每个代表团成员心中都有一本沉甸甸的账:这20年增长的不仅仅是代表团规模和个人的年龄,还有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以及高增长带来的高排放。
20年征程风风雨雨,20年博弈坎坎坷坷,20年改革如诗如歌,20年发展如画如卷,20次气候大会一路走来,不仅见证了中国代表团的铁肩担当,更见证了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为实现艰苦卓绝的经济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而付出的努力与牺牲。
转型之路
【女娲补天】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黄泥造人,日月星辰各司其职,子民安居乐业。后来共工与颛顼争帝位,不胜而头触不周山,导致天柱折,九州裂,洪水泛滥,大火蔓延,人民流离失所。女娲取五色土为料,又借来太阳神火,历时九天九夜,炼就了五色巨石将天补好。女娲补天之后,天地定位,洪水归道,烈火熄灭,四海宁静。
【镜头一】2014年12月5日下午,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的联合国世界气候变化大会第20次缔约方会议上,“中国角”系列边会正式拉开帷幕。中国低碳旅游推介委员会、中国低碳旅游基金会秘书长刘霞在“中国角”系列边会作“中国低碳旅游的倡导与实践”主题演讲。她的演讲以中国低碳旅游的实体项目“生态景区中国行活动”、中国首家低碳旅游体验馆———零碳创意馆等作为实例,从政策、行业、环保、公益、实践等方面介绍了中国在生态景区建设、低碳旅游方面的努力和行动。
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倒逼”这一招似乎屡试不爽。从一开始的对外开放,到后来的加入WTO。如今,是3.0版的气候减排。
“只有通过绿色、低碳发展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既发展了经济、改善了民生,又保护了环境,还要应对气候变化,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现减排目标的过程,会对全国的生产、生活、工业等所有领域带来相当大的变化。到2030年,中国的雾霾天气会大大减少,环境质量、经济增长质量、人们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都会发生很大改变。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就像女娲补天,这是一种自我补天。解振华称,减排目标是我们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实现。
1994年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大会时,中国经济正以年平均10%的增长速度奔驰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这样的速度曾令国人自豪,令世界瞩目。这种速度的后果也必然造成高排放。减排意味着关停并转、意味着就业率萎缩,意味着GDP下降。这笔账不用细算,一目了然。能否勇于面对减排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繁荣造成的伤害,一个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齐头并进的发展中大国,必然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与选择。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中国政府痛下决心调整结构实现转型升级,毅然决然选择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多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0次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夕,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报告共分七个部分,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低碳发展试点与示范、能力建设、全社会广泛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等,全面介绍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中国经济转型的含金量尽在其中。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利马气候大会上的讲话就是一张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成绩单,各科成绩一目了然。
一是明确行动目标。中国于2009年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5%、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的目标。展现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的态度和决心。
二是加强战略规划。先后制定并实施《“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到2020年、2030年、2050年低碳发展的路线图,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
三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建立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健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机构和工作机制。同时,将碳强度、能源消耗下降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分解落实到各级地方政府,建立目标责任制度,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四是开展试点示范。在6个省和36个城市开展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探索在不同地区尽快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有效路径。选择55个园区开展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在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低碳社区试点,积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经验。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目前已全部实现上线交易。
五是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发布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加强温室气体统计核算与考核体系建设,开展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设立“全国低碳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宣传教育。
此外,节水、节电、节纸,少产生垃圾,旧物利用,多用购物袋,倡导步行、骑车,多乘公交少开车等等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社区、在学校、在企业、在机关,在中华大地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我来自中国温州,我想发动更多的人一起参与环保事业。”受邀参加利马气候大会的温州民间“环保达人”白琼璟,在参加“世界民间力量高峰论坛”时作主题发言。本次大会上,他获得“世界环保形象大使”荣誉称号。而同样来自温州的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博士雷海清,也在边会上介绍了温州碳汇林业的实践经验,包括温州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地市级碳汇专项基金,共募集资金7430万元;温州发展碳汇林业5年间共实施32个碳汇项目,碳汇效益显著。
实质上,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开始,一直到今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治理结构已开始逐步调整,向“大国治理”的模式过度,而开花结果的一刻就是在5年后的今天,中美借由APEC会议达成减排上的共识,也只有这样的共识才足以真正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全球框架目标。
中国担当
【铁肩道义】 杨继盛,明嘉靖年间出任南京兵部员外郎。为人笃实刚正,不畏权势,因弹劾大奸臣严嵩未果,被处死。他在临刑前写下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16年9月,李大钊的一位朋友请他题写一副对联。他奋笔疾书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十个大字,与朋友共勉。将“辣”字改成“妙”字,一字之差,意境不同。
【镜头二】2014年9月4日,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赠送巴巴多斯物资开标评审活动在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和对外合作处相关同志作为采购人代表旁听了开标环节,并在闭路电视室观看了评标专家会议。按照双方协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巴巴多斯政府赠送25,000只半导体发光二极管(LED)灯管和1000套节能空调。根据《政府采购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相关产品的招标采购活动。
据了解,2011年以来,我国政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12个发展中国家赠送了气候变化相关物资。
在利马气候大会进入关键的部长级会议之际,台风“黑格比”正肆虐菲律宾。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的软肋再次显露。而与部分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在积极地贡献资金、传授技术、分享经验。
“自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显然是发达国家的首脑;而中国也在发展中国家中,有着类似地位。”日本著名时事杂志《外交家》如是称。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既要有与自己的责任能力相匹配的担当,又表现出巧妙斡旋的领导力。“铁肩”与“妙手”说来容易实则艰辛。
在利马会议期间,记者与中国代表团新闻组联系,计划采写一篇“中国代表团团长的一天”。因为解振华团长每天连轴转地接见、会晤、谈判、磋商等无暇接受采访而一推再推,终未如愿,但新闻组提供的两张日程表,一直存在记者的电脑里。由于篇幅所限,记者只抽取了解振华在利马会议期间一天的日程安排。
12月9日,9:05~9:15,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纵向一体化战略主题边会致辞;9:45,高级别会议开幕式;10:50~11:30,会见巴西Ambassador Marcondes;11:30~11:50,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和贸易部长Andrew Robb;11:55~12:10,与Nick Stern教授等寒暄;12:10~2:20,“国际合作:迈向 2015 年气候协议———国际智库的视角”致辞;12:45~13:15,会见孟加拉部长Anwar Hossain;15:45~16:15,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Dr.MohammedGharib Bilal;16:25,高级别会议国别发言;16:50,资金高级别会议发言;17:10~17:30,会见国际能源署署长范德胡芬女士Maria van der Hoeven,议题: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联系、CCS、提高能源行业灾害抵御能力;18:10~18:50,会见潘基文;18:30~18:40,中国碳市场展望主题边会致辞。
当65岁的解振华在会议室面向墙壁迅速地吃着盒饭时,他的背影让很多工作人员眼眶湿润。这样的工作状态只是中国代表团工作的一个缩影。在日程安排之外,解振华在短短的几天内,还分别同8个发展中国家、8位联合国机构的专家学者一起讨论了相关问题。记者在会场内外见到的解振华永远都是步履匆匆,在利马火球似的太阳照耀下,连长长的背影都在迅速地移动。这位被称为“气候先生”的团长以“铁肩担道义”“从容战群雄”的气魄与谋略,赢得了世界的公认与推崇,他的担当与情怀同样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缩影。正如美国前任副总统、气候现实项目主席阿尔·戈尔在“中国角”发表演说时表示,“我非常享受解主任的讲话,我也很想感谢他的领导力。”这绝不是客气和恭维,这是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真实写照。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盛赞解振华在气候领域的影响力。他说,“在过去的15年里,您的努力会被写进教科书,世界都会记得您的语言和足迹。”
利马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广泛、深入地参加了各个议题的磋商,以理性、务实、建设性的姿态与各方对话沟通协调,全力支持东道国秘鲁的工作,为会议取得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实中国的建设性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短短的12天会议之中,中国的担当在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努力,共同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上,体现得更为充分。正如解振华所言,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严峻挑战,关系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和子孙后代的福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全世界的责任担当。中方将继续与各方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携手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如期达成协议,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绿色气候基金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平台,发达国家此前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但迟迟未能兑现。解振华表示,自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累计安排了2.7亿元人民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培训了来自12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2000多名官员和气候人员。张高丽副总理在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表示,中国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南南合作,从2015年起,将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南南合作资金支持再翻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将提供600万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称赞“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注资,在南南合作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学习。中国发展的方式、技术和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大有裨益”。阿希姆·施泰纳则表示,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中的作用“积极、重要、有效”。全球在南南合作方面的兴趣加大,经验分享加速。气候变化是各国合作的平台,感谢中国为南南合作做出的努力,让这个平台更加具有凝聚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向小岛屿国家、欠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洲国家提供了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中国还与乌干达、布隆迪等12个国家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赠送的谅解备忘录。埃及环境部长哈立德·法赫米表示,地球上的南方国家大多脆弱,只有展开务实合作才能面对气候变化做出适当决策。埃及赞赏中国政府向有需要的国家伸出援手。
中国担当不仅体现在政府层面。中国企业以及中国投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配合当地的环保标准,为世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厄瓜多尔非政府组织经济和社会权利研究所国际金融协调员宝琳娜·加尔松表示,目前承担拉美地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主要是中资企业。中资企业用先进的技术帮助许多拉美国家用上了可持续能源,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
“今后5年~10年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会达到97亿美元的市场,希望企业们积极利用这个市场。”解振华表示。阿希姆·施泰纳认为,中国着力发展低碳经济,走绿色发展道路。中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但对中国自身发展清洁能源非常关键,同时也为国际市场特别是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的清洁能源做出了杰出贡献。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效的合作不仅限于资金、技术和物资支持。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解决本国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寻求全方位解决方案。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进行能力建设,设计符合其本土发展特点的解决方案,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无疑更有帮助。
在利马会议最艰难的时刻,又是中国代表团的斡旋打破了僵局。在延期33个小时后,利马大会终于在凌晨时刻结束了。解振华随即对媒体表示,在大会主席的主持下,经过各方积极努力,最终达成了相对平衡的结果,基本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190多个国家计划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签署一份新的全球协议,对2020年以后全球气候治理做出规划。
短短几句话,听上去轻描淡写,在这样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背后,或许天知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此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否则利马这个世界著名的“无雨之都”,为何在此时此刻飘下无声的雨滴?
希望之光
【第八奇迹】 人们如果乘飞机经过秘鲁南部的纳斯卡荒原,会俯瞰到前所未见的奇景:荒原上镶刻着一幅幅绵亘无垠的奇异巨型图画。这些巨型图画又分别组成蜥蜴、蜘蛛、孔雀以及巨鹰等动物的轮廓图。当旭日东升之时,一幅幅美丽奇异的图画便会呈现,当太阳升高之后,这些巨画便杳然消失。“纳斯卡谷地巨画”因此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
【镜头三】中国低碳联盟主办的“中国企业低碳论坛”及“今日变革进步奖”颁奖典礼于12月8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作为利马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边会的重要一场,在低碳创新方面颇有心得的中国企业向与会代表们讲述了中国的低碳故事。
“我们原来一直局限在建筑本身是不是节能,建筑本身是不是绿色,但对于景观和环境没有统一的指标要求和完整的技术体系,现在万科逐渐将微环境等因素纳入其中,着力打造‘会呼吸’的绿色社区。”万科集团建筑研究中心总经理王蕴娓娓道来。万科绿色建筑理念引起了不少与会嘉宾的共鸣。
万科的做法是在前期调研时将环境最好的地方打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在种植绿植时考虑到通风、遮阳、防蚊等功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居民的户外活动时间,达到省电环保的效果。数据显示,居民户外活动增加1小时,每平方米每年就可以省电1度,目前万科绿色三星和幸福系项目每年大约节约4000万度电。
“技术创新需要企业做大量的实践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绿色建筑的发展不仅从节能标准的控制上解决问题,在建筑的实际运行使用过程中,包括绿色社区等理念的推广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们必须以当年建造纳斯卡巨画的人为榜样,效仿刻下这些巨画的人的韧性,并且创造如同这些巨画一样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全球气候和发展日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利马会议的演讲中呼吁与会代表,从秘鲁当地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建造的纳斯卡巨画中得到鼓励。她表示,我们现在需要“如同纳斯卡巨画一样不会被时间磨灭的”气候变化的行动路线。
2014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尽管时间只有短短一天,但开幕式结束后,各国领导人分3个会场举行会议,各自讲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表了“雄心宣言”。联大第69届会议主席库泰萨在峰会上表示:“我们今天汇聚在这里有两个目标:调动政治意愿,以便最终于2015年12月在巴黎达成一项有意义的、普遍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同时促进在现实生活中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增强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促进世界经济朝着一个更为清洁和更为绿色的方向发展。”
听罢许多国家元首的纷纷表态,不由得令人心生希望之光。作为第21届缔约国会议的东道国元首、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峰会上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艰巨挑战,世界不能忘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未能达成协议的失败教训,并有责任促成巴黎会议取得成功,达成一项全球性的雄心勃勃的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他已于当天发出行政命令,要求联邦各部门在国际发展项目和投资中将增强气候复原力因素纳入其中。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人们应当把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当成一种机遇,而不是负担,应当将技术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置于中心位置,所有国家都应当共同努力、采取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可持续发展部主任约翰·吉拉尼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确是先锋,中国一直致力于进行产业更新换代,摒弃一些不必要的生产能耗;发展非化石能源,诸如风电、太阳能等;发起一系列能源可持续发展项目。据悉,中国是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最大参与方,中国已有清洁发展机制注册项目3762项。
针对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颇为赞赏地称,此举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新协议做出了重要贡献,中美两国展现了世界所期待的领导力。他敦促所有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在不迟于2015年第一季度公布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联合声明,欢迎中美2020年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并重申欧洲理事会通过的《203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该文件对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增加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等做出了安排。在当前形势下,各方保持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为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可靠、持久的气候变化新协议而努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有专家称,中美两国的联合声明基本上已给世界发出一个极为明显的信号:全球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迎来“新常态”。显然,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延伸。这表明未来随着中美两国各自围绕减排目标而展开相应的工作,气候变化应对也将吸收过去数十年以来形成的全球化成果,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减排资源,包括减排的配额、技术、资金、市场以及人才等等,也就是在新的全球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的体系内,开展更加有成效的减排工作,以极大地降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减排的成本。就此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有望在不远的未来进入体现为“要素整合”的“全球化”阶段,从而避免在之前走过的“单边应对”或“孤军奋战”的格局。
布尔歇是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北郊的一个美丽小镇。2015年年底,这个小镇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第2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此举行,国际社会多年来气候谈判的努力将在此接受检验。如果说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在努力打开“机会之窗”的话,那么巴黎的这次大会将决定这一“机会之窗”的开合。潘基文强调,目前仍有机会实现“升温2℃以下”,但机会之窗正在闭合,所有国家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社会各个层面都应积极介入。
解振华在谈及对今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期待时指出,2015年还有很多场谈判。除了所有国家参加的谈判外,还有多场双边、区域、集团的谈判。而且谈判都是实质性的,会更艰苦,需要各国展现更大的雄心、信心和决心,展现最大灵活性。巴黎会议是多边进程的重要节点,目标是达成2020年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国际协议。我们希望各方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集中精力围绕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等要素展开谈判,精诚合作,聚同化异,尽早就协议案文达成共识,确保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不断加强公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我们也期待发达国家进一步展现领导力,在切实落实公约下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义务,不断提高行动力度,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振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雄心。
美国前任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利马气候大会的“中国角”致辞中表示:“中国有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利马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踏上应对气候变化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才能共同实现我们的梦想。”这或许也是全人类的心声。
回首20年气候变化大会,可谓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翘首巴黎会议,“那么问题来了。”显然争吵仍会继续,但对190多个缔约国的第21次争吵,我们依旧满怀希望。预期的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巴黎,是值得期待的。下一个20年,更值得期待。
(2015年2月6日,吴小雁,中国改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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