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关注如何适应国家边界内的问题或处理灾害可能会在其他地方造成问题，从而引发对更广阔视野的呼吁。

2024年10月5日，孟加拉国谢尔普尔区的一个村庄的道路被来自上游的大雨和洪水淹没。（照片由Muhammad Amdad Hossain/NurPhoto通过Reuters Connect提供）

最近席卷西非的降雨不仅仅落在一个国家。它们在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马里和尼日尔造成了严重的洪水和死亡。

在最近的这场灾难之前发生的干旱也没有单独出现一个地方。该地区的农民面临着农作物损失造成的贫困。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不分国界或地理界限。这个简单的事实具有多重连锁反应，并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国际协调等应对此类危机。

9月，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的阿劳大坝因洪水而坍塌，造成多达1,000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主要是由于多年来维护不善，以及政府未能听取危险警告。

一周后，在喀麦隆边境，当地政府决定从Lagdo大坝放水，因为同一轮强降雨导致水位增加。这给尼日利亚下游的11个州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些州已经在争先恐后地应对危机——尽管放水受到监管，并发布了警报。

南亚也在努力应对与跨境河流相关的威胁。总部位于尼泊尔的研究中心ICIMOD致力于保护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其副总干事伊莎贝拉·科齐尔（Izabella Koziell）表示，该山区“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空气污染这三重地球危机的越来越大的风险”。

“这些风险中的每一种都是移动的，不受国界的限制，”她说。她补充说，该地区从阿富汗延伸到缅甸，全长3,500多公里，因此国家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超过20亿生活在山区和下游的人口将受到这里发生的变化的影响。”

共享繁荣

气候变化正在助长新的复杂风险，要求各国和国际社会超越本国国界和孤岛。但政府及其合作伙伴通常不是这样应对威胁的。

“适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地方到国家的问题。更广阔的思维和区域性工作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在COVID-19大流行中看到了这一点——对影响每个人的事情采取协调的区域和全球应对措施是多么困难，“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ODI Global的高级研究员莎拉·奥皮茨-斯台普尔顿（SarahOpitz-Stapleton）说。

Opitz-Stapleton一直在与一个名为“在反复和长期危机中支持畜牧业和农业”（SPARC）的研究计划合作，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和管理跨界气候风险，包括在非洲的风险。

她告诉气候之家：“各国往往首先考虑自己的主权和保护自己的人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时，每个人自己参与是不够的。

食物和资金

人们的生计和未来的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经济和共享资源，贸易和资金的流动将各大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影响整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将破坏发展，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食物。在塞内加尔，饮食习惯的改变导致从东南亚进口的大米突然激增。现在，塞内加尔的粮食安全依赖于遥远的国家，这些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气候风险，因为如何适应这些风险将影响对西非的大米供应。

2022年，在严重的热浪危及本国国内供应后，印度暂时禁止了小麦的出口。此举导致这种重要商品的价格突然上涨，影响了依赖进口的非洲国家，例如肯尼亚。

跨界气候风险有多种形式——从共享的生态系统到迁移模式、传染病和海洋资源。

金融就是一个例子，其中的风险和影响可能是间接的，并不总是立即显而易见。金融机构通常通过投资从能源到采矿的行业而面临与气候相关的风险。

例如，当金矿遭受干旱或洪水袭击时，这可能导致工厂关闭、产量下降和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增加。

金钱和气候一样具有跨界性。未能对整个供应链进行气候风险评估的银行可能会为未来的搁浅资产创造条件。

适应的赢家和输家

如果只关注如何适应边界内的问题，问题就会被推到别人的后院——这种适应相当于打地鼠。

“问题在于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为非洲政府提供气候问题咨询的非营利组织AGNES的团队负责人乔治·瓦穆科亚（George Wamukoya）说。

“我们专注于'国家'适应计划和承诺，这引导人们向内思考。邻国之间存在竞争，他们不想分享资源或投资。尽管需要区域和全球支持来实现这些计划。我们需要对这些事实保持警惕，“他补充道。

所谓的“适应不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建设保护性基础设施来控制海岸侵蚀和洪水，但最终将问题推向更远的海岸线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那里的影响可能会更严重。或者，转向气候适应型作物可能会减少更主流品种的收成并提高价格。

全球适应目标

另一方面，如果实施得当，适应可以导致邻国之间共享弹性并加强全球供应链。我们的想法不是重新分配风险，而是通过合作来应对风险。

随着世界下周在巴库开始为期两周的气候谈判，活动人士希望跨界风险在议程上更重要。

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8在其最终决定文本中仅两次提到跨界问题。迪拜会谈确实出台了新的适应工作，包括制定指标以衡量全球适应目标下目标进展的计划。

到目前为止，这项为期两年的倡议（称为阿联酋-贝伦工作计划）已提交5,000多项指标供考虑。然而，其中只有22个与跨界气候风险有关。

这说明各国缺乏对他们面临的共同风险以及忽视这些风险的危险的认识。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漏洞百出，尤其是对牧民社区来说，它们在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适应计划（NAP）中都没有提及跨境风险。

确保将跨界风险纳入阿联酋-贝伦工作计划被视为至关重要，因为其结果将决定未来如何制定适应政策和融资。“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指标，那么跟踪这些特定风险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瓦穆科亚说。

COP29及以后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更好地评估跨境风险，并与邻国合作，了解如何共同应对这些风险。迄今为止，他们认为在研究跨界风险和制定应对策略方面做得还不够。

“我们需要为各国揭开这个问题的神秘面纱，并说服他们，当你把跨界问题包括在内时，这不会限制对资源的获取。我们还需要展示这些风险在非洲五个次区域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在哪里发生的，因为有些地方会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影响，”瓦穆科亚补充道。

瓦穆科亚说，COP29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论坛来应对全球性的跨境风险——这一观点也需要应用于涉及多个国家的适应项目的融资。他指出，COP29的任务是就气候融资的新全球目标达成一致。

迄今为止，适应资金通常流向一个国家，而且很少有机制允许在国家之间分配资金——尽管绿色气候基金在其一些项目中采取了区域性方法。

奥皮茨·斯泰普尔顿（Opitz Stapleton）正在气候、和平和跨界气候展馆（第一个此类COP展馆）帮助组织几场关于跨界气候风险的COP29活动，她指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提高。

但是，她说，“许多国家没有充分评估这些风险，也没有能力管理它们”。“它们需要被纳入一个国家的适应计划并实际采取行动，”她强调说。

COP29的气候、和平和跨界复原力展馆将举办30场活动，邀请世界领先的专家参加，包括来自政府、气候基金、援助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等的国家元首和其他主要代表。所有活动都将进行直播。

亚当·温特沃斯（Adam Wentworth）是英国布莱顿的一名自由撰稿人。

本文于2024年11月11日发布于气候之家新闻网站，作者：亚当·温特沃斯（Adam Wentworth），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进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