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亚斯·西伯 凯瑟琳·阿布雷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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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1日

经济竞争力提升、能源安全保障与绿色工业化进程正共同驱动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然而，这一转型路径是否可能对全球协同推进公平、公正的绿色转型目标构成潜在挑战，亟需审慎评估。

2026年6月18日，一名男子在阿曼马斯喀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观察到停泊的油轮、普通货船、散货船和渔船。（照片：埃尔克·斯科尔斯/盖蒂图片社）

安德烈亚斯·西伯是350.org的政治战略主管，凯瑟琳·阿布雷乌是国际气候政治中心的主任。

从今年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的绑架，到持续不断的伊朗战争，全球地缘政治的动荡已成为新常态，而这些动荡大多与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争夺有关。

2026年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事态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特朗普政府推动对全球化石能源资源实施战略主导的政策取向——凸显出：气候行动主体若要在高度不确定与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持续有效开展工作，亟需系统性升级其能源外交战略。

当前气候与能源治理体系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系统性人权危机、威权主义回潮、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的普遍弱化。与此同时，经济竞争力、能源安全与绿色工业化等新兴治理范式虽为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驱动力，但也可能在目标设定、资源分配与制度设计层面，对实现公正、包容与可持续的绿色转型构成潜在张力。

美中对抗主导局势

长期的地缘政治演进正推动全球权力格局发生结构性转移——由传统西方中心向亚太及新兴市场区域倾斜，由高收入北方国家向发展中南方国家扩散。这一趋势显著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进而导致全球经济体系呈现区域性割裂态势，并对多边贸易机制的稳定性与扩展性构成制约。

一个核心关切在于：这种体系性分化的边界将如何界定？其主导权是否将仅限于美国与中国，抑或亦将容纳其他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国家或区域集团（如欧盟、东盟、金砖国家等）参与塑造？当前，不少中等强国正试图在中美之间维持战略平衡，以期在经贸、技术与投资等领域实现双向获益。然而，尽管双方均公开倡导“战略自主”原则，实践中却可能借助市场准入条件设定、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及单边制裁等政策工具，实质性地压缩第三方国家的政策回旋空间，迫使其在关键领域作出倾向性选择。

表面上看，该议题与气候及能源政策关联性较弱。然而，自美国政府发起“清洁网络”倡议以来，华为被多个西方国家及印度排除在5G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这一举措凸显了绿色低碳技术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近期围绕中国光伏逆变器是否应被排除出欧洲市场的争议，亦呈现出相似的政策逻辑：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识别所谓技术风险，并进而推动其盟友审慎评估乃至限制对中国相关清洁能源设备的采购与部署。

新驱动力：竞争与安全

尽管当前地缘政治格局日趋碎片化、全球经济环境持续分化，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仍保持总体稳步推进态势。为确保该转型兼具有效性与公平性，亟需系统识别并深入剖析驱动转型的核心动因，并据此动态优化气候治理政策框架，使其更具针对性、适应性与协同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关键枢纽，尤其在风电核心部件（约占全球供应量的60%）和光伏组件（约占全球供应量的80%）领域占据显著份额，同时在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及多项绿色低碳关键技术产品方面亦具备突出的制造能力与规模优势。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正积极制定战略性产业政策，旨在提升本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与全球价值链位势。

由此催生的“竞争性脱碳”新范式，正深刻重塑全球气候治理逻辑——脱碳进程已由早期以成本共担与集体行动为导向的合作模式，逐步转向以技术主导权、市场准入权与规则制定权为核心的战略竞合格局。

当前，逾90%的新建可再生能源项目平准化度电成本已低于同等规模化石燃料发电方案。具体而言，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约为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3至4倍。2015年，全球脱碳政策框架主要依托碳定价机制及净零排放目标设定等传统减排路径；而近年来，以产业扶持、技术推广与供应链本土化为核心的绿色产业政策，已逐步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柱。

与此同时，安全因素已日益成为能源政治的核心驱动力。过去四年间，全球已接连遭遇两次重大化石燃料供应危机。若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持续受阻，预计至本年度末，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显著攀升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约1万亿美元的额外负担。当前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使各国在地缘冲突、外部胁迫及剧烈价格波动面前呈现出系统性脆弱。

化石燃料价格的频繁波动对全球经济体系构成系统性风险：一方面，燃料成本上涨直接推高农业生产与物流环节的成本，进而传导至食品价格；另一方面，能源价格攀升可能加剧社会矛盾，诱发政治不稳定，并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尤其是化石燃料净进口国——这些国家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亟需构建更具韧性的能源与经济政策框架，以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然而，安全关切可能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化石燃料供应固有的地缘政治不稳定性正加速削弱其长期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这种不稳定性亦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关键清洁能源技术及全球供应链中日益增强主导地位的战略忧虑。

公平、合作与变革机遇

发展中国家借助中国提供的低成本可再生能源技术，显著加快了清洁能源的普及进程。然而，若要充分释放能源转型潜力，并依托绿色工业化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与收入来源多元化，仍需拓展财政空间、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以系统性建设现代化电力网络及配套基础设施。

尽管如此，受限于财力不足，诸多国家在推进绿色技术的本土规模化生产方面仍面临显著挑战，难以构建具备竞争力的绿色供应链，亦无法与传统工业体系形成有效协同。然而，若辅以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则有望培育更加公平、多元且具有韧性的绿色技术全球供应链。

数十年来，国际秩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重构。在此背景下，若脱碳进程日益受到绿色产业政策、能源安全关切及国家竞争力诉求的共同驱动，则气候政策领域亟需提升前瞻性研判能力，准确把握相关议题在多维度治理议程中的演进趋势。为此，气候政策界须强化跨领域协同意识，统一专业话语体系，并系统性参与安全、贸易及双边、三边合作等关键决策平台。

我们应秉持理性利己主义原则，在承认各自利益诉求的同时，充分认识并强化合作的战略价值。具体而言，需重新定位联合国气候治理机制的功能：弱化其作为持续扩容的多边谈判平台的单一角色，转而将其更有效地运用于国际规范建构、政治共识凝聚与多边协议促成等核心职能。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务实有效的国际合作已不仅是一项必要选择，更是提升系统韧性、拓展共同利益的关键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