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会议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闭幕。此次会议围绕落实《巴黎协定》展开，因而也被成为是一个“落实行动”的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两周前正式生效，距离去年12月12日该协定被通过不足一年。而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则过了8年才生效。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曾经难以想象，现在不可阻挡”。

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人民大学教授邹骥在11月7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时也提到，随着一些现实条件和设计安排上的改变，《巴黎协定》的快速生效是“顺理成章的”。

邹骥教授曾连续19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也是巴黎气候大会的政府谈判代表之一。他告诉澎湃新闻，中美两国在《巴黎协定》生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尽管美国候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时期曾宣称气候变化是个“骗局”，但邹骥告诉澎湃新闻，他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并不会实质性影响到《巴黎协定》。对于中国做出的减排承诺，邹骥持谨慎乐观态度，强调未来交通建筑部门可能产生的压力。而关于明年即将启动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他详细解读了“碳金融”的方方面面。

如果想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得付出沉重政治代价

《巴黎协定》，从2012年开始谈判，2015年在巴黎一锤定音，到今年11月4日生效，比起《京都议定书》波折多舛的过程、令人失望的结局，可是顺利得多了。邹骥认为，和《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设定比起来，《巴黎协定》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目标设置，这是它更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各个缔约国根据本国国情、发展阶段、历史责任和国情，自主确定减排目标，这大大提高了参与的广泛程度、促进共识的形成。但邹骥也认为，不能完全否定《京都议定书》的价值。《巴黎协定》沿袭了《京都议定书》的一些合理内核，并向前发展，比如依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绝对定量的控排和减排目标，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但《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控排、减排的定量目标，《巴黎协定》在这方面作了相应扩展，“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大部分都提出了相对的、多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比如峰值目标、强度目标。这样大家都有一定的余地和灵活性”。

中美的带头示范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邹骥说道：“中美两个大国首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合作的可能意向和决定，在谈判、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形成协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密切合作。最后，中美两国在G20峰会期间，向联合国同时交存了本国《巴黎协定》法律批准文本，这对全球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

但美国候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多次公开质疑气候变化问题，并扬言当选后要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日前，外媒也报道称特朗普团队正在想方设法加速退出《巴黎协定》。但邹骥认为，特朗普很难实现这一点。

首先，奥巴马已经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批准了《巴黎协定》，如果新任总统要撤销这样一个行政命令，需要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过程可能旷日持久。

其次，在国际上，《巴黎协定》也对退约规定了时间门槛，缔约方需要等待4年时间方能退出协定。“就算把国内手续履行完，再把《巴黎协定》的退出程序走完，就算他还能连任，有两个任期去做，等到那时候，差不多也到了美国“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年2025年。”

第三，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和总统，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外交形象、国内低碳经济相关的利益集团、各联邦州，这些方方面面，都需特朗普考虑到。“他要一意孤行地话，可能从政治上大大限制他作为总统的行政能力，所以他肯不肯为他这么一句放话，付出那么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也是有待观察的。”

2030年减排峰值目标可能提前，交通排放是未来挑战

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做出的自主贡献目标（INDC），是到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对于这个峰值目标，邹骥用“谨慎乐观”来概括。他认为，中国有可能提前实现这个峰值。比起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那个目标。他希望，2030达到减排峰值并非由于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长期持续，而是在经济繁荣下达到峰值，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邹骥提到，在经济发展这个动态过程中，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会逐渐发生变化。根据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消费活动水平越来越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地位越来越高，势必会带动交通和建筑两个部门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上升。交通和建筑这两个部门的排放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基本占到1/3，而中国离这个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此外，尽管欧盟长期提倡绿色低碳经济，时至今日，欧盟的交通部门碳排放依然在上升。

“发达国家的排放轨迹和经济发展历程是我们的借鉴，对中国来讲，也是要引起警觉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认识到排放压力会主要来自这两个部门。”

不过，邹骥也认为中国也不必然会重复欧美的排放路径。如果电动交通工具，包括电力网络的脱碳化能继续往前走，那么中国未来在交通部门的排放压力，存在大大被缓解的可能。

全国碳市场明年启动，“碳金融”过冷过热都不好

中国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在此次马拉喀什气候大会期间表示，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钢铁、石化等高耗能行业将逐步纳入该市场。此前，发改委已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中国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若启动，从体量上将是世界最大的碳市场，因而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人寄予了较高的期待。世行副行长劳拉·塔克就说道，“这个市场的简历将受到全世界欢迎。”

邹骥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碳融资或许是全国碳市场的亮点之一。而在现有的碳市场，比如欧盟谈市场上，这个作用基本没有发挥出来。中国在低碳领域，需求比欧盟旺盛，而中国现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存在大量资金需求。如果碳市场设计得当，各种条件成熟，中国碳市场将可能成为一个为低碳经济筹集资金的渠道和机制。

“当然，这种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我们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一旦它实现了，中国碳市场就有变成一个很成功的碳市场的潜力，所以大家现在确实期望很高。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一些基础条件，比如市场经济、社会诚信、企业能力、配套的法律基础，都有很多短板，所以在推进这个碳市场时，我们还是如履薄冰，哪个环节没做好，都有可能导致失效。”

邹骥提到，将碳排放这个概念如同房地产、股票一样同金融联系起来，目前中国市场的认知可能还比较薄弱，在管理、操作和法律上也做的不够密切。他强调将特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通道和碳市场有机紧密地结合，对应对可能产生的两个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是过冷，也就是没有通常的金融渠道让足够的资金流入碳市场，就很难建立有效的碳市场需求。另一个风险是过热，就是担心碳金融会被投机逐利者利用，在二级市场上炒来炒去。

邹骥最后说到，全国碳市场也非常考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能力。碳市场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但也可能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小小突破口，如果设计操作得当，我们也可以期待它成为深化改革的一个样板。从这个意义上，从碳市场上积累的经验无论如何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