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Nathan Baring是美国第三代阿拉斯加人。在他的人生中，目睹了冬季的缩短、鳕鱼渔业的崩溃和文化传统的衰落。他为眼前正在消失的北极而悲伤，于是决定采取行动。2015年，他作为21名原告之一提起诉讼，要求美国政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今年1月，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这起上诉。

但对抗气候变化的诉讼尝试也有成功的。近日，英国法院否决了在希思罗机场修建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扩建有悖于该国有关《巴黎气候协定》的义务的履行。

这样的判决鼓舞着人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随着诉讼当事人对大量此类案件展开抗争，最近此类案件的裁决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气候变化诉讼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主任Michael Gerrard说。

2月18日，国际律师协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如何就气候变化提起诉讼的模板，列出了可能有助于原告的法律论据和先例。然而，世界各地关于气候诉讼的成功案例似乎各不相同，原告也正在逐步从法庭经验中吸取教训，从而调整自己的策略。

希思罗机场案是第一个基于《巴黎协定》的重大裁决，可能会促使更多围绕这些义务的案件胜诉。在世界其他地方，原告越来越多地关注向污染者索赔。

那么，为什么Baring起诉的气候案件失败了，而类似的案例却成功了呢？Baring的气候案件要求法院迫使美国政府禁止使用化石燃料补贴，同时实施减少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的计划，这意味着“永远会是一场持久战”，加州大学研究环境法的Ann Carlson说。法院不愿做出这类复杂的政策决定，鉴于美国许多联邦法院的组成越来越保守，Carlson认为，未来基于类似论点的案件不太可能胜诉。

Gerrard和Carlson预计，美国活动人士和市政当局将把重点从针对政府转向针对排放国本身，这一战略被视为更为务实，因为诉讼寻求的是实施现金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