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问题到新冠病毒：不一样的科学 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与关于冠状病毒的新发现进

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与关于冠状病毒的新发现进行比较既是错误的，也很具有误导性。科学哲学家Eric Schliesser和Eric Winsberg认为，当我们在看待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时，更需要透明度和批判性的讨论，从而才能真正地“相信科学”。

“最后，让我们试着记住，那些叫我们不用担心冠状病毒的‘天才’，和那些叫我们不用担心气候变化的‘天才’，其实是同一拨人。”——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美国脱口秀主持人）

过去几天里，有关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与公共卫生官员在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日益增长的共识之间，已经有人做了许多比较。作为科学哲学家，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是不恰当且危险的。针对出于政治动机而对疫情威胁轻描淡写的做法，诉诸科学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但我们需要对公共卫生政策进行更具批判性的讨论。

目前，关于新冠病毒的对照研究或同行评议文章还非常少。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新型冠状病毒研究最终多是以通讯或简报的形式呈现，意味着已发表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全面和彻底的评议。此外，来自病毒学、流行病学、医学遗传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和卫生经济学等交叉领域的公共卫生专家也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详细评议，而这种评议却是验证科学发现，以及制定有力政策所必需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公开讨论中反复提及的新冠病毒Covid-19“证据”并没有得到独立审查。

相比之下，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却是一个已有百年历史的假说，受到了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仔细研究、批评和审核。即使气候科学中涉及的某一门学科不够可靠，它也可能被相关的另一门学科发现。正如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1962年指出的那样，科学学科并不是封闭的，即便在一个细心的外行看来，一条有缺陷的调查路线也会十分明显，因为邻近的学科会将其缺陷暴露出来。

考虑到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所受到的科学审查程度并不相同，一方面，对气候科学的质疑往往有工业资助的背景，也充满谎言；而对于新冠疫情，科学家使用的是有限的冠状病毒模型和不完整的数据，并且需要做出快速的反应，因此将二者相比较是很有误导性的。尽管在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政策共识，但只有当相关的科学家组成一个结构合理、善于沟通的群体时，科学共识才能更好地引向可信度和可靠性。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一个井然有序的科学家群体对新冠疫情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因此，正在形成的疫情应对共识可能是众多人类偏见的结果。

从科学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没有经过严格科学审查的新兴共识存在着不少问题。从科学方面，由于这是一种新的病毒，科学家之间应该对其性质和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政策等问题保留一定的分歧余地。事实上，一项对专家预测的独立调查表明，专家们的预测通常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缺乏科学上的分歧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暗示着某种非正式的协调，不同于正常的科学观点平等交换。

毕竟，可靠的科学结果并不是来自科学家发现了一些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真相的神奇方法。要获得可靠的科学结果，往往需要对科学主张进行严格的审查，即在一段时间内对相关概念、数据和方法进行压力测试，这通常由研究项目的竞争对手进行。大多数科学主张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但相互批评的过程最终会排除这些缺陷，留下一个比最初结果更加可靠的知识体系。

我们可以用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博士做出的过早科学判断作为例子。作为一个“发现了炭疽（1876年）、结核病（1882年）和霍乱（1883年）的微生物原因”的科学家，当他宣布自己拥有一种“治疗肺结核的药物”时，立刻就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由于结核病当时还无法治疗，而且是死亡和疾病的重要原因，因此他的结论立即受到热烈的欢迎，并被认为是对社会极大的安慰。可惜的是，当独立学者获得的临床数据出炉时，可以明显地看出有关肺结核得到治疗的说法相当草率。

类似地，在气候科学领域，当新的数据出现时，比如发现冰盖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融化，或者由全球气候模型计算出的气候平衡敏感性发生剧烈变动等，科学界内部就会爆发辩论，花费数年时间来搞清楚这些异常结果的意义。然而，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传播，并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的低死亡率；冰岛和意大利的一个小村庄（该村庄所有人都接受了检测）出现了很高的无症状阳性感染率。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和细心。

从目前的情况看，新型冠状病毒的可用数据非常混乱，甚至是矛盾的，想要从各种数字中理解发生了什么非常困难。不同地方进行检测的能力也有所不同。此外，一些地方的检测需要3到5天才能获得结果，因此目前的阳性结果只能反映3到5天前医院里的情况。同时，死亡报告是实时的，而检测报告和死亡率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所谓的病死率并不可靠。然而，这些不可靠的数据正被纳入一些简单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又有着重大的政策意义，影响了全球多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停摆，数百万人失去生计。

在政治方面，整个经济停摆并让人们闭门不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公共卫生研究指出，良好的经济和良好的卫生情况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如果出现一次由Covid19疫情引起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就很可能会带来家庭暴力、自杀、吸毒成瘾、新生儿护理不良等情况的增加。更不用说，将这些成本与通过经济停摆来拯救生命的好处进行权衡，并不是一种简单或没有价值的做法。

考虑到冠状病毒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深远影响，人们有权利知道如何衡量不同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然而，专家和政府评估风险的方式并没有传达给其他所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促使英国政府的政策变得透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卫生政策透明度的重要性，因为这使政治决策变得更加对利益相关者和公民负责。更重要的是，透明度是一种手段，可以防止群体迷思和阴谋论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Covid-19这样的疫情中，许多专家都是政府团队的成员，因此更需要透明度，以确保政治考虑不会影响专家的观点。

因此，我们理解决策者及其科学顾问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具有时效性的困难决定。然而，他们可以更好地解释在建模时的关键承诺。他们希望挽救多少生命？他们预计经济衰退会持续多久？就生命和福利而言，他们预期这些政策干预会带来什么负面后果？世界各地正在实施的巨额经济救助计划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目前，政府的应对措施往往来自于对仓促社会实验的思考，而这些社会实验所用的公共政策是人们难以理解的，甚至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即便这些政策的最终效果大致符合预期。至少，政府为应对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蔓延而采取的政策将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封锁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尚不清楚。由于这是一种新病毒，我们不知道一旦政府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解除控制，将会发生什么。

因此，在被告知需要18个月才能找到疫苗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提出，在这18个月里我们是否应该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归根结底，我们应该对新冠疫情应对措施背后的科学和政治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批判性讨论。当疫情相关的科学能达到像气候科学那样的成熟程度，并受到多学科的密切审查时，“相信科学”才是一个更好的口号。

换句话说，那些自称天才，叫我们不用担心气候变化的人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揭穿。虽然我们确实需要担心新冠肺炎疫情，但同时也应该担心匆忙构建的应对策略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在一场大流行中，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受彼此决定的后果。

作者简介：Eric Schliesser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Eric Winsberg则是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哲学教授。